陳獨秀是一個正人君子，光明磊落的人。他隻痛恨無理的強權與謠言，而不怕與保守派對立，並認為社會發展中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的對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恆地發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獄而未及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信中說過以下一些極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話：
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然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元培——引者）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的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從前也做過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要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沒有止境，那保守革新兩派的爭鬥，也便沒有止期。我想就是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久是保守革新兩派對抗的世界，不過保守派也跟著革新派一天一天的進步罷了。
革新派對於保守派，當然大聲疾呼，攻擊他的短處，就是有時動了感情，罵幾句粗惡的話，也都無妨；若是隻望消滅世界上新舊並立的現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為革新派自己，對於將來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舊遞變，以至無窮，那新舊並立的現象何時才能消滅呢？
接著，他對「儒家孔學」，也採取了分析的態度：
我對於學術外延內含的觀念，中國的舊學，隻是世界學術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儒家孔學，隻是中國舊學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綱常倫理，隻是孔學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他們本分以內價值的存在，我們並不反對（此處所謂價值的存在，乃指其在歷史上的價值而言，至於在現社會上適用的價值乃別一問題）。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為一尊，尊為道統，並且把全體的全體的全體，都一齊踩在腳底下，說都一文不值，說都是異端邪說，像董仲舒那樣專製辦法，大背講學自由的神聖，實在是文明進化的大障礙。蔡先生兼收並蓄主義，大約也是不以這樣專製辦法為然。本誌（即《新青年》——引者）攻擊孔教，除不適現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種理由。[166]
謠言止於智者。在陳獨秀被謠言中傷而處境困難的日子裏，在一些「戰友」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時候，胡適這位智者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看到了造謠者的險惡用心，而拒絕信謠傳謠。他後來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憤怒譴責湯「為理學書所誤，自以為是，嫉惡如仇，故不免為夷初諸人利用也」；責問湯：「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他還疑心是沈尹默等幾個「反覆小人」造成一個攻擊陳獨秀的局麵，湯爾和不察，做了他們的「代言人」。所以，他認為，若無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獨秀後來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為此，他對湯爾和非常不滿：「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麵搗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湯——引者），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可見，胡適在這次事件中，對陳的處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義憤。湯爾和對此，不得不承認他是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167]
可是，正是這位以謠言攻擊陳獨秀「私德太壞」的人，卻在後來日本侵華時期成為地地道道的漢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竭力為日本帝國主義奴化中國人民效勞。
* * *
[1] 石原皋：《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別載《民國日報》1916年7月12日、14日。對詩的注釋參照了安慶黃河先生的注釋，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會會刊）2004年2月號。
[3] 《夢舟日記》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4]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第2～6頁（本文對這六條標準逐條進行了論述）。
[5] 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1915年。
[6]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第6頁。
[7]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年。
[8]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1916年。
[9] 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
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然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元培——引者）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的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從前也做過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要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沒有止境，那保守革新兩派的爭鬥，也便沒有止期。我想就是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久是保守革新兩派對抗的世界，不過保守派也跟著革新派一天一天的進步罷了。
革新派對於保守派，當然大聲疾呼，攻擊他的短處，就是有時動了感情，罵幾句粗惡的話，也都無妨；若是隻望消滅世界上新舊並立的現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為革新派自己，對於將來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舊遞變，以至無窮，那新舊並立的現象何時才能消滅呢？
接著，他對「儒家孔學」，也採取了分析的態度：
我對於學術外延內含的觀念，中國的舊學，隻是世界學術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儒家孔學，隻是中國舊學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綱常倫理，隻是孔學中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他們本分以內價值的存在，我們並不反對（此處所謂價值的存在，乃指其在歷史上的價值而言，至於在現社會上適用的價值乃別一問題）。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為一尊，尊為道統，並且把全體的全體的全體，都一齊踩在腳底下，說都一文不值，說都是異端邪說，像董仲舒那樣專製辦法，大背講學自由的神聖，實在是文明進化的大障礙。蔡先生兼收並蓄主義，大約也是不以這樣專製辦法為然。本誌（即《新青年》——引者）攻擊孔教，除不適現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種理由。[166]
謠言止於智者。在陳獨秀被謠言中傷而處境困難的日子裏，在一些「戰友」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時候，胡適這位智者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看到了造謠者的險惡用心，而拒絕信謠傳謠。他後來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憤怒譴責湯「為理學書所誤，自以為是，嫉惡如仇，故不免為夷初諸人利用也」；責問湯：「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他還疑心是沈尹默等幾個「反覆小人」造成一個攻擊陳獨秀的局麵，湯爾和不察，做了他們的「代言人」。所以，他認為，若無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獨秀後來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為此，他對湯爾和非常不滿：「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麵搗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湯——引者），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可見，胡適在這次事件中，對陳的處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義憤。湯爾和對此，不得不承認他是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167]
可是，正是這位以謠言攻擊陳獨秀「私德太壞」的人，卻在後來日本侵華時期成為地地道道的漢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竭力為日本帝國主義奴化中國人民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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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原皋：《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別載《民國日報》1916年7月12日、14日。對詩的注釋參照了安慶黃河先生的注釋，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會會刊）2004年2月號。
[3] 《夢舟日記》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4]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第2～6頁（本文對這六條標準逐條進行了論述）。
[5] 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1915年。
[6]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第6頁。
[7]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年。
[8]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1916年。
[9] 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