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160]
一麵是對新文化運動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觀，一麵又對民主和科學救國的信念表示堅定，陳獨秀作為一個人，一生中多次表現出這種信仰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這展現了他為人的特點，包括他的優點和缺點。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預見性的偉人思想家的素質，往往高於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動上，他對改造社會和救國革命事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苦性準備不足，因此在實際鬥爭中，往往缺少堅韌不拔的毅力而發生動搖。所以，他主要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種情況，由於當時中國的特殊環境而更加突出。因為，當時的中國首先是由於內憂外患，麵臨嚴重的亡國危機，政治救亡的任務十分迫切；而同時，所以陷此亡國危機，是由於社會處於封建社會的落後狀況所致，要救亡必須從改造社會入手。於是，就出現了兩種層次的壓力：國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實際和具體，給人以隻爭朝夕的迫切感；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大，救亡革命又是一個長期鬥爭的過程，至於社會改造和國民啟蒙更是一個至少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可能見成效的事業。這就構成了理想與現實、理性與感情上的雙重矛盾。陳獨秀的偉大和悲劇就在於他明白認識並參加到這兩種事業中來，而在這種雙重矛盾中，對於以上種種迫害，他不得不受盡折磨，飽受苦難。
針對以上謠言攻擊的嚴重性，胡適、蔡元培、陳獨秀等不得不花費不少精力來認真對付。胡適首先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的卑劣行徑，迫使張進行了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161]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進行了闢謠。蔡函特別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非「下學期之說」。[162]但由於另一個嫖妓謠言的影響，教務長製提前實行，陳獨秀的文科學長提前取消，進而又在五四運動中被捕，致使「陳獨秀被驅逐」的謠言由非而實。陳獨秀也揭露林紓和張厚載的可恥嘴臉：「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著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63]為此，北京大學教授評議會最後通過決定，開除了張的學籍。
對於林紓企圖依仗權勢壓迫新文化，陳獨秀也及時給予揭露：「林紓本來想藉重武力壓倒新派的人，那曉得他的偉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惱羞成怒，聽說他又去運動他同鄉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裏提出彈劾案，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無論哪國的萬能國會，也沒有幹涉國民信仰言論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識的議員，都不見得肯做林紓的留聲機罷？」[164]
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譴責下，林紓和張厚載不得不公開認錯。——這表明謠言命短。為人之道，觀點盡可相異，手段必須光明磊落。
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此謠言最具殺傷力。因為，當時社會雖然嫖妓是較普遍的現象，妓院業是公開合法的，但道學的假麵是不能撕破的。況且陳獨秀是蔡元培倡導的北大進德會的成員，「不嫖」是基本一戒。於是，即使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和與陳獨秀私誼很好的人，在聽到此謠言後，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態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陳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壓力下，來到湯家開會，沈、湯這兩位兩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謀士，這次「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先生頗不願於那時去獨秀」，但是，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湯、沈等人的提議，決定在4月8日召開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會議，議決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選馬寅初為教務長，陳獨秀、夏浮筠（理科學長，也有嫖妓問題）被改聘為教授。陳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當初三顧茅廬請諸葛的蔡元培，這時的心情該是「揮淚斬馬謖」吧？
陳獨秀十分鄙視湯爾和的小人伎倆。4月11日，湯爾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見陳，見他麵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之。
然後，夏浮筠爭取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則因在五四運動中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被監視而自動脫離了北京大學。所以，陳之離開北京大學，是政府壓迫與謠言殺人所致。陳獨秀在當時發表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感嘆道：「中國人有『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劣根性。對待反對派，決不拿出自己的知識本領來正正堂堂的爭辯，總喜歡用『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黨，對於大學製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劣根性的表現。」[165]
一麵是對新文化運動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觀，一麵又對民主和科學救國的信念表示堅定，陳獨秀作為一個人，一生中多次表現出這種信仰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這展現了他為人的特點，包括他的優點和缺點。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預見性的偉人思想家的素質，往往高於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動上，他對改造社會和救國革命事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苦性準備不足，因此在實際鬥爭中，往往缺少堅韌不拔的毅力而發生動搖。所以，他主要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種情況，由於當時中國的特殊環境而更加突出。因為，當時的中國首先是由於內憂外患，麵臨嚴重的亡國危機，政治救亡的任務十分迫切；而同時，所以陷此亡國危機，是由於社會處於封建社會的落後狀況所致，要救亡必須從改造社會入手。於是，就出現了兩種層次的壓力：國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實際和具體，給人以隻爭朝夕的迫切感；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大，救亡革命又是一個長期鬥爭的過程，至於社會改造和國民啟蒙更是一個至少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可能見成效的事業。這就構成了理想與現實、理性與感情上的雙重矛盾。陳獨秀的偉大和悲劇就在於他明白認識並參加到這兩種事業中來，而在這種雙重矛盾中，對於以上種種迫害，他不得不受盡折磨，飽受苦難。
針對以上謠言攻擊的嚴重性，胡適、蔡元培、陳獨秀等不得不花費不少精力來認真對付。胡適首先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的卑劣行徑，迫使張進行了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161]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進行了闢謠。蔡函特別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非「下學期之說」。[162]但由於另一個嫖妓謠言的影響，教務長製提前實行，陳獨秀的文科學長提前取消，進而又在五四運動中被捕，致使「陳獨秀被驅逐」的謠言由非而實。陳獨秀也揭露林紓和張厚載的可恥嘴臉：「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著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63]為此，北京大學教授評議會最後通過決定，開除了張的學籍。
對於林紓企圖依仗權勢壓迫新文化，陳獨秀也及時給予揭露：「林紓本來想藉重武力壓倒新派的人，那曉得他的偉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惱羞成怒，聽說他又去運動他同鄉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裏提出彈劾案，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無論哪國的萬能國會，也沒有幹涉國民信仰言論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識的議員，都不見得肯做林紓的留聲機罷？」[164]
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譴責下，林紓和張厚載不得不公開認錯。——這表明謠言命短。為人之道，觀點盡可相異，手段必須光明磊落。
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此謠言最具殺傷力。因為，當時社會雖然嫖妓是較普遍的現象，妓院業是公開合法的，但道學的假麵是不能撕破的。況且陳獨秀是蔡元培倡導的北大進德會的成員，「不嫖」是基本一戒。於是，即使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和與陳獨秀私誼很好的人，在聽到此謠言後，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態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陳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壓力下，來到湯家開會，沈、湯這兩位兩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謀士，這次「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先生頗不願於那時去獨秀」，但是，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湯、沈等人的提議，決定在4月8日召開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會議，議決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選馬寅初為教務長，陳獨秀、夏浮筠（理科學長，也有嫖妓問題）被改聘為教授。陳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當初三顧茅廬請諸葛的蔡元培，這時的心情該是「揮淚斬馬謖」吧？
陳獨秀十分鄙視湯爾和的小人伎倆。4月11日，湯爾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見陳，見他麵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之。
然後，夏浮筠爭取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則因在五四運動中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被監視而自動脫離了北京大學。所以，陳之離開北京大學，是政府壓迫與謠言殺人所致。陳獨秀在當時發表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感嘆道：「中國人有『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劣根性。對待反對派，決不拿出自己的知識本領來正正堂堂的爭辯，總喜歡用『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黨，對於大學製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劣根性的表現。」[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