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四年來主編《新青年》，領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已是全國著名的人物，所以他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國震驚。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社團、機構深為憤怒，紛紛致電致函政府，要求釋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陳獨秀的人士中，既有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反對甚至受到新文化運動衝擊的人。後者主要出於對陳獨秀學識淵博和高尚人格的敬佩，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永概等稱：陳獨秀「平時激於愛國之忱，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安徽省長呂調元在致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電中，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絕於過激派無涉。」甚至在北京大學直接受到新文化運動衝擊的守舊派教授劉師培，也來報答當年陳獨秀營救他的恩情，在呈文中說：陳獨秀「誠不免有越軌之嫌，然原其用心無非激於書生愛國之愚悃……可否於陳獨秀寬其既往」。[143]
自然，這些人藉此攻擊新文化運動過激，也在情理之中，陳獨秀是絕不會同意的。
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人營救陳獨秀，主要出於對他發動和領導新文化運動功績的讚賞，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到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深刻影響。而新文化運動也藉此機會正好檢閱了一下自己的成就，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這顆「思想界明星」，如此閃爍！
如一直不注意群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而隻注重少數人武裝起義和依靠地方軍閥進行共和革命的孫中山，受到學生運動的震撼，看到了群眾運動的力量，並深刻認識到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五四以後「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動盪陶鎔之功」；「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各種刊物「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受絕大之影響……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惟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144]孫中山從此開始改變了他的革命觀。他說：「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145]「欲圖根本救國，非使國民群悟覺悟不可」。[146]——革命救國應該從思想和文化上啟發國民的覺悟入手！這個認識就很接近於陳獨秀的思想了。
孫中山是一個實幹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動，6月8日就指派戴傳賢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榜樣，創刊《星期評論》；8月1日，又指派朱執信創刊《建設》雜誌，加入了新文化運動行列。這兩個刊物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麵，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正在這時，傳來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此時與陳還素不相識的孫中山，出於對新文化運動的崇敬，立即投入營救活動。他在上海接見北京政府的「南北和議」代表許世英時，氣憤地說：「獨秀我沒見過……你們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你們也不敢」殺死他。「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147]孫中山當時是全國第一的革命領袖，也是當時廣州軍政府的精神領袖。軍政府的主席總裁岑西林也致電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總理龔心湛，請釋陳獨秀。因欲與南方謀和，徐世昌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148]所以，此次陳獨秀獲釋，可以說孫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中影響以及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地位與分量的，是與陳獨秀一起進行鬥爭的人們，如李大釗等，還有親身聆教於陳獨秀的毛澤東等人。
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說有一位愛讀本報的人來信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虧了貴報的『隻眼』，常常給我們點光明。我們實在感謝。現在好久不見『隻眼』了，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149]同期，還發表署名「赤」的隨感錄《入獄——革新》，稱「陳獨秀在中國現在的革新事業裏，要算是一個最幹淨的健將。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後中國的革新事業更當何如？」李辛白的詩《懷陳獨秀》，更是悲情訴說：
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
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遠在上海的李達，也深表敬意：「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矇矓裏提醒覺悟起來」；「我們對他應該要表示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吃苦』的人」。[150]
1919年3月，毛澤東從正在風起雲湧地醞釀著五四運動巨大風暴的北京，帶著遍訪新文化運動幹將而陳獨秀對他影響最大的感受回到長沙後，立即發動並領導起響應北京的湖南五四愛國運動。從此，毛澤東正式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治鬥爭舞台。可以說，毛澤東走上政治舞台時，帶著陳獨秀的許多影響。5月28日，在他的推動下，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6月2日，該會議決，從3日起，全省學校學生一律罷課。14日，得到陳獨秀在北京被捕消息後，毛澤東就仿效《每周評論》創辦了湖南學聯機關報《湘江評論》，並完全以陳獨秀當時指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思想為方針，宣稱該刊「以宣傳新思想為宗旨」。當時陳獨秀指導五四運動的旗幟依然是「民主」，即「民眾直接行動」和「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麽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提倡平民主義，主張用民眾的力量反對各種強權，用民眾聯合的方法，做「忠告運動」、「呼聲革命」、「無血革命」。在《湘江評論》第2～4期中，毛澤東專門發表重要連載文章《民眾大聯合》，闡述陳獨秀的「民眾直接行動」的思想，指出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歌頌了俄國「勞農革命」和五四群眾運動，總結辛亥革命因為沒有這個民眾大聯合而失敗了。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立即受到全國輿論界的注意。陳獨秀入獄後，《每周評論》由李大釗和胡適主持，李在接讀《湘江評論》創刊號後，認為其是當時全國最有分量、最深刻的一種刊物。胡適則在《每周評論》上撰文介紹《湘江評論》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他特別重視《民眾大聯合》一文，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151]
自然，這些人藉此攻擊新文化運動過激，也在情理之中，陳獨秀是絕不會同意的。
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人營救陳獨秀，主要出於對他發動和領導新文化運動功績的讚賞，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到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深刻影響。而新文化運動也藉此機會正好檢閱了一下自己的成就，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這顆「思想界明星」，如此閃爍！
如一直不注意群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而隻注重少數人武裝起義和依靠地方軍閥進行共和革命的孫中山，受到學生運動的震撼，看到了群眾運動的力量，並深刻認識到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五四以後「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動盪陶鎔之功」；「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各種刊物「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受絕大之影響……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惟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144]孫中山從此開始改變了他的革命觀。他說：「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145]「欲圖根本救國，非使國民群悟覺悟不可」。[146]——革命救國應該從思想和文化上啟發國民的覺悟入手！這個認識就很接近於陳獨秀的思想了。
孫中山是一個實幹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動，6月8日就指派戴傳賢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榜樣，創刊《星期評論》；8月1日，又指派朱執信創刊《建設》雜誌，加入了新文化運動行列。這兩個刊物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麵，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正在這時，傳來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此時與陳還素不相識的孫中山，出於對新文化運動的崇敬，立即投入營救活動。他在上海接見北京政府的「南北和議」代表許世英時，氣憤地說：「獨秀我沒見過……你們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你們也不敢」殺死他。「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147]孫中山當時是全國第一的革命領袖，也是當時廣州軍政府的精神領袖。軍政府的主席總裁岑西林也致電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總理龔心湛，請釋陳獨秀。因欲與南方謀和，徐世昌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148]所以，此次陳獨秀獲釋，可以說孫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中影響以及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地位與分量的，是與陳獨秀一起進行鬥爭的人們，如李大釗等，還有親身聆教於陳獨秀的毛澤東等人。
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說有一位愛讀本報的人來信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虧了貴報的『隻眼』，常常給我們點光明。我們實在感謝。現在好久不見『隻眼』了，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149]同期，還發表署名「赤」的隨感錄《入獄——革新》，稱「陳獨秀在中國現在的革新事業裏，要算是一個最幹淨的健將。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後中國的革新事業更當何如？」李辛白的詩《懷陳獨秀》，更是悲情訴說：
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
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遠在上海的李達，也深表敬意：「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矇矓裏提醒覺悟起來」；「我們對他應該要表示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吃苦』的人」。[150]
1919年3月，毛澤東從正在風起雲湧地醞釀著五四運動巨大風暴的北京，帶著遍訪新文化運動幹將而陳獨秀對他影響最大的感受回到長沙後，立即發動並領導起響應北京的湖南五四愛國運動。從此，毛澤東正式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治鬥爭舞台。可以說，毛澤東走上政治舞台時，帶著陳獨秀的許多影響。5月28日，在他的推動下，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6月2日，該會議決，從3日起，全省學校學生一律罷課。14日，得到陳獨秀在北京被捕消息後，毛澤東就仿效《每周評論》創辦了湖南學聯機關報《湘江評論》，並完全以陳獨秀當時指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思想為方針，宣稱該刊「以宣傳新思想為宗旨」。當時陳獨秀指導五四運動的旗幟依然是「民主」，即「民眾直接行動」和「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麽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提倡平民主義，主張用民眾的力量反對各種強權，用民眾聯合的方法，做「忠告運動」、「呼聲革命」、「無血革命」。在《湘江評論》第2～4期中，毛澤東專門發表重要連載文章《民眾大聯合》，闡述陳獨秀的「民眾直接行動」的思想，指出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歌頌了俄國「勞農革命」和五四群眾運動，總結辛亥革命因為沒有這個民眾大聯合而失敗了。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立即受到全國輿論界的注意。陳獨秀入獄後，《每周評論》由李大釗和胡適主持，李在接讀《湘江評論》創刊號後，認為其是當時全國最有分量、最深刻的一種刊物。胡適則在《每周評論》上撰文介紹《湘江評論》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他特別重視《民眾大聯合》一文，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