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創刊號上親自寫了一篇《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文章充分表達了他對陳獨秀精神最深刻的了解和最崇高的敬意。文章在全文轉載《北京市民宣言》、報導京滬等地營救活動後寫道：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製，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麽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加給他。[152]
文章結尾，毛澤東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並認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想，使他越發光輝遠大。」
從這篇文章看到，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崇敬，經過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訪時「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已經進入到唯其獨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所以，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即在陳獨秀被視為與托派相結合、被共產國際定為反黨反革命開除黨籍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不得罪共產國際和遷就大多數而維持原案的同時，還特地為他辯護，對他在五四時期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從「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雖然經過了26年的巨大變遷（中共決議把陳開除並定他為反革命的時候），毛澤東對陳獨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沒有改變。雖然，這些話是在中共內部講的。
綜上所述，當時，陳獨秀在囹圄之中，但在神州大地上，這顆「明星」卻如此閃爍！
患難識知己，高山覓知音。這次被捕事件，除了毛澤東，最深切了解陳獨秀人格魅力和思想價值的要算李大釗。陳在獄中時，李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是為一證。陳出獄後，李又作《歡迎獨秀出獄》詩三首，更富激情，意蘊深遠：
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於戰不勝真理。什麽監獄什麽死，都屈服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相別才有幾十日，這裏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即《每周評論》——引者）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每周評論》在陳獨秀入獄後的8月31日被反動當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懾，不必嘆惜；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有許多好的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當時陳獨秀的朋友很多，但像李大釗這樣的知音不多。可以說二人是真正誌同道合的同誌。
謠言殺人 無奈離開北大
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崗位和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問題，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
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雖然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以一刊一校為中心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總體上說，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也並不奇怪。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麵，由於在進步青年中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出版家胡晉接當時就寫信給陳獨秀，盛讚《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張，稱「屢讀大誌，深佩卓識。此時吾國凡百事業，靡不失敗，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張之救國主義，獨從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誠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來學說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無畏，推翻數千年來盤踞人人腦筋中之舊思想，而獨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國，仆深信大誌《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國之新紀元也。」[153]另一方麵，舊派人物卻自命清高而擺出一副不屑置理的態度。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趁輪值編輯第4卷3號《新青年》之機，演了那出「雙簧戲」，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於是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壓迫。
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撲。
北京大學既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又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銘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154]可見也是形上學。文字就其表達的內容來講，不過是一種工具，既可淨化心靈，又可傳布邪惡。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對壘。黃侃還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他於1919年秋去見林紓，竟「一見如故」。梁漱溟則竭力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這幫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係，可能是顧及麵子和舊誼及為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製，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麽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加給他。[152]
文章結尾，毛澤東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並認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想，使他越發光輝遠大。」
從這篇文章看到，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崇敬，經過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訪時「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已經進入到唯其獨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所以，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即在陳獨秀被視為與托派相結合、被共產國際定為反黨反革命開除黨籍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不得罪共產國際和遷就大多數而維持原案的同時，還特地為他辯護，對他在五四時期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從「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雖然經過了26年的巨大變遷（中共決議把陳開除並定他為反革命的時候），毛澤東對陳獨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沒有改變。雖然，這些話是在中共內部講的。
綜上所述，當時，陳獨秀在囹圄之中，但在神州大地上，這顆「明星」卻如此閃爍！
患難識知己，高山覓知音。這次被捕事件，除了毛澤東，最深切了解陳獨秀人格魅力和思想價值的要算李大釗。陳在獄中時，李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是為一證。陳出獄後，李又作《歡迎獨秀出獄》詩三首，更富激情，意蘊深遠：
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於戰不勝真理。什麽監獄什麽死，都屈服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相別才有幾十日，這裏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即《每周評論》——引者）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每周評論》在陳獨秀入獄後的8月31日被反動當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懾，不必嘆惜；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有許多好的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當時陳獨秀的朋友很多，但像李大釗這樣的知音不多。可以說二人是真正誌同道合的同誌。
謠言殺人 無奈離開北大
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崗位和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問題，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
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雖然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以一刊一校為中心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總體上說，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也並不奇怪。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麵，由於在進步青年中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出版家胡晉接當時就寫信給陳獨秀，盛讚《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張，稱「屢讀大誌，深佩卓識。此時吾國凡百事業，靡不失敗，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張之救國主義，獨從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誠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來學說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無畏，推翻數千年來盤踞人人腦筋中之舊思想，而獨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國，仆深信大誌《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國之新紀元也。」[153]另一方麵，舊派人物卻自命清高而擺出一副不屑置理的態度。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趁輪值編輯第4卷3號《新青年》之機，演了那出「雙簧戲」，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於是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壓迫。
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撲。
北京大學既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又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銘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154]可見也是形上學。文字就其表達的內容來講，不過是一種工具，既可淨化心靈，又可傳布邪惡。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對壘。黃侃還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他於1919年秋去見林紓，竟「一見如故」。梁漱溟則竭力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這幫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係，可能是顧及麵子和舊誼及為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