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早在歐戰結束前的1918年7月，他以特有的敏感認為世界和中國的形勢將有大變的時候，就已經明確表現出要積極參與政治鬥爭的態度。他以《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為題，開宗明義就糾正人們對《新青年》不談政治方針的誤解：「本誌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麽政治呢？有人說：本誌曾宣言誌在輔導青年，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甚麽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都說錯了……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119]
但是，陳的「同人」胡適卻不以為然。他在1917年7月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120]看來，胡適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著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以，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但是，現在陳要談政治，卻不是違背這個約定，為此，陳做了以上的解釋。
11月14～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又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在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履恭三個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的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就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射vi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高呼：「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獨秀講了什麽，沒有報導，同期卻發表了陳的《克林德碑》一文，是檢討義和團用迷信和愚昧的方法反對八國聯軍入侵的。那是因為在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活動中，出現了大量封建迷信的色彩。特別是「政府當局的人……腦子裏，裝滿了和新學和西洋文化絕對相反的綱常名教……開口一個禮教，閉口一個綱紀」；傾向共和與科學的新派人物，在代表專製迷信的舊人物看起來，「無非是叛逆，是異端邪說；所以時時刻刻想討滅」。最後他指出：「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國民「到底是向那條道路而行才好呢？」[121]可見，陳獨秀這時的思想還是文化啟蒙與政治救國緊密結合的。表麵上看，陳獨秀是落後於蔡和李，但是，早在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他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對大戰的結局就有準確的預測，對我國國民從中應該吸收的「覺悟」就有深刻的論述。
當時中國一般人都有嚴重的「恐德症」，誤料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會與德國單獨議和，從而增長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氣焰，對中國與世界前途不利，所以對大戰雙方持「滑頭中立」，以圖協約國「敗則苟免，勝則坐享其成」。陳卻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世界民主國將群起而助之，以與德意誌戰，且與一切無道之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國家戰」。「吾國民……自應執戈而起，隨列強之後，懲彼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誌，以扶人類之正義，以尋吾國之活路。」[122]
從這篇文章和當時陳獨秀的表現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的陳獨秀，思想還停留在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認識上，即民主主義戰勝君主主義、人道主義戰勝侵略主義。表麵上看，陳對於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認識，不如李大釗甚至蔡元培那樣敏感（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不是李、蔡理想中的那樣）。更有一般的學者持傳統觀點認為，陳獨秀把歐戰結果說成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對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勝利是沒有認清這場戰爭的性質，但是，必須承認，陳的這個思想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潮流的。十月革命開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插曲。然而由於歷史的曲折性，這個插曲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就以陳獨秀本人和中國的情況來考察，他的這種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也足以引領起一場愛國運動，同時，他的這種思想與即將成為新潮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互為融合、互為影響的。受歷史曲折慣性的衝擊，陳獨秀這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所以，他能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把以上蔡、李的文章作為重點來處理，並不因為他堅持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而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採取排斥態度，而是歡迎。而且接著在4月份發表文章，對十月革命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123]這表明，五四運動後陳獨秀很快就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乃自然的。
但是，陳的「同人」胡適卻不以為然。他在1917年7月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120]看來，胡適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著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以，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但是，現在陳要談政治，卻不是違背這個約定，為此，陳做了以上的解釋。
11月14～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又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在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履恭三個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的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就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射vi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高呼：「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獨秀講了什麽，沒有報導，同期卻發表了陳的《克林德碑》一文，是檢討義和團用迷信和愚昧的方法反對八國聯軍入侵的。那是因為在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活動中，出現了大量封建迷信的色彩。特別是「政府當局的人……腦子裏，裝滿了和新學和西洋文化絕對相反的綱常名教……開口一個禮教，閉口一個綱紀」；傾向共和與科學的新派人物，在代表專製迷信的舊人物看起來，「無非是叛逆，是異端邪說；所以時時刻刻想討滅」。最後他指出：「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國民「到底是向那條道路而行才好呢？」[121]可見，陳獨秀這時的思想還是文化啟蒙與政治救國緊密結合的。表麵上看，陳獨秀是落後於蔡和李，但是，早在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他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對大戰的結局就有準確的預測，對我國國民從中應該吸收的「覺悟」就有深刻的論述。
當時中國一般人都有嚴重的「恐德症」，誤料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會與德國單獨議和，從而增長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氣焰，對中國與世界前途不利，所以對大戰雙方持「滑頭中立」，以圖協約國「敗則苟免，勝則坐享其成」。陳卻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世界民主國將群起而助之，以與德意誌戰，且與一切無道之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國家戰」。「吾國民……自應執戈而起，隨列強之後，懲彼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誌，以扶人類之正義，以尋吾國之活路。」[122]
從這篇文章和當時陳獨秀的表現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的陳獨秀，思想還停留在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認識上，即民主主義戰勝君主主義、人道主義戰勝侵略主義。表麵上看，陳對於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認識，不如李大釗甚至蔡元培那樣敏感（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不是李、蔡理想中的那樣）。更有一般的學者持傳統觀點認為，陳獨秀把歐戰結果說成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對君主主義、侵略主義的勝利是沒有認清這場戰爭的性質，但是，必須承認，陳的這個思想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潮流的。十月革命開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插曲。然而由於歷史的曲折性，這個插曲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就以陳獨秀本人和中國的情況來考察，他的這種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也足以引領起一場愛國運動，同時，他的這種思想與即將成為新潮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互為融合、互為影響的。受歷史曲折慣性的衝擊，陳獨秀這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所以，他能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把以上蔡、李的文章作為重點來處理，並不因為他堅持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而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採取排斥態度，而是歡迎。而且接著在4月份發表文章，對十月革命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123]這表明，五四運動後陳獨秀很快就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乃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