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他在這年春節這一天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顯然，《新青年》最符合他這三條要求。他並且表示：「我平生最煩急的是平常人立了誌向不去行。」
於是，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在17日、18日的日記中，他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
於是，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帶著《新青年》給他的覺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國的運動中，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人，不是少數，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新青年》甚至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請注意是「極稱讚」，不是一般的稱讚——引者）《新青年》。而高一涵1918年2月13日在日本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做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115]
就這樣，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終於從身邊的北京大學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學生，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分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新青年」，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較好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創辦《每周評論》 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對於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帝國主義（德國）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這時，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一樣，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到積極爭取中國權利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隻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從陳獨秀思想歷程來考察，他是中國人中較早感到亡國危機的人之一，從18歲時寫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和1904～1905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發表的一係列文章，再到《甲寅》的《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而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係列失敗以後，他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著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所以，他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為此，他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勳復辟事件。有人以《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給一個讀者要求批判袁世凱帝製運動的一封答信，批評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陳獨秀在信中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皆枝節問題。」但是，陳獨秀這裏所指是他辦誌的宗旨，而在具體貫徹這個宗旨時，他不必也沒有「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時與陳獨秀在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一起做編纂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也是使陳獨秀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當時北京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還有每天拉玉泉山泉水給皇上用的黃車。陳獨秀在景山前街經常看到戴著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而這時封建王朝已經推翻6年了。特別是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覆辟的雙簧戲，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覆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覆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116]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在上麵發表了《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他在那封答信中和一篇文章中說的話——「國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政府矣」；[117]「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節問題」[118]——與其說他「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不如說證明他對當時政治鬥爭認識的深刻。果真，由於倫理問題不解決，袁世凱倒了，又出現了一場張勳復辟；北洋軍閥雖然不搞帝製，卻搞了個假共和，政治狀況與袁世凱時期沒有什麽兩樣。
於是，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在17日、18日的日記中，他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
於是，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帶著《新青年》給他的覺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國的運動中，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人，不是少數，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新青年》甚至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請注意是「極稱讚」，不是一般的稱讚——引者）《新青年》。而高一涵1918年2月13日在日本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做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115]
就這樣，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終於從身邊的北京大學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學生，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分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新青年」，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較好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創辦《每周評論》 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對於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帝國主義（德國）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這時，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一樣，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到積極爭取中國權利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隻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從陳獨秀思想歷程來考察，他是中國人中較早感到亡國危機的人之一，從18歲時寫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和1904～1905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發表的一係列文章，再到《甲寅》的《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而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係列失敗以後，他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著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所以，他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為此，他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勳復辟事件。有人以《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給一個讀者要求批判袁世凱帝製運動的一封答信，批評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陳獨秀在信中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皆枝節問題。」但是，陳獨秀這裏所指是他辦誌的宗旨，而在具體貫徹這個宗旨時，他不必也沒有「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時與陳獨秀在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一起做編纂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也是使陳獨秀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當時北京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還有每天拉玉泉山泉水給皇上用的黃車。陳獨秀在景山前街經常看到戴著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而這時封建王朝已經推翻6年了。特別是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覆辟的雙簧戲，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覆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覆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116]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在上麵發表了《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他在那封答信中和一篇文章中說的話——「國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政府矣」；[117]「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節問題」[118]——與其說他「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脫節」，不如說證明他對當時政治鬥爭認識的深刻。果真，由於倫理問題不解決，袁世凱倒了，又出現了一場張勳復辟；北洋軍閥雖然不搞帝製，卻搞了個假共和，政治狀況與袁世凱時期沒有什麽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