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把陳獨秀當楷模的第二個行動，就是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的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新民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
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已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他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113]的感受。
從此，毛澤東與陳獨秀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五四運動、創建共產黨、發動工農運動、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等方麵，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獨秀給毛澤東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後文論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隻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誌救國的人。他在第二年2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誌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誌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114]
但是，怎樣救國？他當時十分茫然。開始時，他看到中國太弱，受之前留日學生中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地打消了。
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就在這「打消」「無生」之道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進而，他回顧道：
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什麽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路著著碰壁，痛苦絕望時，驀然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到她——《新青年》的懷抱中。原來，他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主打文章《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反孔檄文《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陳文針對當時黎元洪、段祺瑞之爭正在造成的張勳復辟的烏煙瘴氣的政局，嚴斥「自袁氏執政以來，故縱此驕兵叛將，為害遍於國中。段氏繼之，亦未能製止。今一明目張膽、萬惡不法之張勳、倪嗣沖，竟橫戈躍馬，逞誌京津自稱起義矣。國中賢豪長者，不思討賊，且以調和之說進。嗚呼！中華民國，尚復成何世界」。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華民國，乃欲躋諸歐美文明國家，且欲駕而上之，以去其惡點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寄望黎元洪、孫中山等人「以社會之中樞國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殺。而社會為自救計，亦勿以細故而殺之，使一國人才完全破產也」。
顯然，這位朋友看了這期《新青年》受了很大啟發，才推薦給周恩來。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這第3卷的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等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什麽受震動。首先，他在這天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
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著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收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著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支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已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他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113]的感受。
從此，毛澤東與陳獨秀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五四運動、創建共產黨、發動工農運動、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等方麵，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獨秀給毛澤東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後文論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隻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誌救國的人。他在第二年2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誌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誌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114]
但是，怎樣救國？他當時十分茫然。開始時，他看到中國太弱，受之前留日學生中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地打消了。
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就在這「打消」「無生」之道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進而，他回顧道：
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什麽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路著著碰壁，痛苦絕望時，驀然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到她——《新青年》的懷抱中。原來，他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主打文章《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反孔檄文《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陳文針對當時黎元洪、段祺瑞之爭正在造成的張勳復辟的烏煙瘴氣的政局，嚴斥「自袁氏執政以來，故縱此驕兵叛將，為害遍於國中。段氏繼之，亦未能製止。今一明目張膽、萬惡不法之張勳、倪嗣沖，竟橫戈躍馬，逞誌京津自稱起義矣。國中賢豪長者，不思討賊，且以調和之說進。嗚呼！中華民國，尚復成何世界」。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華民國，乃欲躋諸歐美文明國家，且欲駕而上之，以去其惡點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寄望黎元洪、孫中山等人「以社會之中樞國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殺。而社會為自救計，亦勿以細故而殺之，使一國人才完全破產也」。
顯然，這位朋友看了這期《新青年》受了很大啟發，才推薦給周恩來。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這第3卷的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等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什麽受震動。首先，他在這天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
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著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收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著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支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