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結束後的放假慶祝和演講，「公理戰勝強權」、「民主主義勝利」、「勞工神聖」思潮的流行，極大地調動起中國人民愛國救國的熱情。當時報載：北京「商民聞此佳信，笑逐顏開，鼓掌歡舞，遂紛紛高揭國旗，張燈結彩，五光十色，輝煌耀目，全城街市，頓呈一種興高采烈之景況」。[124]「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125]特別是青年學生界，更是反應強烈。直到12月上旬，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搭起台子，連續舉行演講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北京各校男女三萬餘人」。[126]11月30日下午，還舉行了學界提燈大遊行。住在天安門附近箭杆胡同裏的陳獨秀敏銳地感受到了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有另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
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評論》。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接著，在29日出版的第2號中，他又提出歐戰後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127]——這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兩個基本要求：反帝和反封建。雖然在具體革命道路上，他不可能提出正確的設想，甚至還對美國總統威爾遜寄予幻想，被威氏的一些漂亮言辭所迷惑，以為他會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但在當時能像陳獨秀那樣高瞻遠矚、提綱挈領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綱領的，沒有第二個人。如在1918年5月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鬥爭後、1919年1月在學生救國會基礎上成立的國民社，雖是京、津、滬三地愛國學生組成，但由於不能提出這樣的綱領，還因為不重視已經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其《國民》雜誌還一律採用文言文，所以在社會和青年中的影響不大。
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周評論》創刊這一天樹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矚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原德國侵占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權利的勝利。形勢強於人。由於此刊由陳獨秀主編，包括胡適、魯迅等《新青年》同人都陸續參加進來，編輯工作又繼續貫徹新文化運動的方針，因此，《每周評論》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與現實政治鬥爭的密切結合。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盡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他們還是被迫捲入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1919年1月19日，關於國內鬥爭，陳獨秀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即當時的反動政府和軍閥。具體的鬥爭方式是「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這顯然是總結了他早年參與並領導的拒俄運動和1918年的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鬥爭的經驗。
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雖然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128]但《每周評論》創刊後，學生團體和刊物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129]——這種情況自然有利於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學生運動發揮指導作用。
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時，陳立即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揭開假麵》等文章予以揭露，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似這樣愛國激憤的情緒，自然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起到了調動他們鬥爭積極性的作用。
隨著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著著失敗，和《每周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那些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早在1月27日，中國代表首次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將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利直接歸還中國的要求時，日本代表就以中日間已有密約為由，予以駁回。2月2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還奉命到中國外交部施壓，指斥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5日，北京大學學生聞訊後，即在與陳獨秀的箭杆胡同住宅僅有一牆之隔的北河沿法科禮堂召開全體大會，對日本代表在和會上的橫蠻態度以及小幡公使的無理質詢，表示嚴重抗議。會上，還推舉幹事十餘人，分頭聯絡各校學生，拍電報給和會的中國代表，「請他們堅持前議，不要讓步」。陳獨秀立即把這條消息，刊登在9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8號上。
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評論》。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接著，在29日出版的第2號中，他又提出歐戰後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127]——這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兩個基本要求：反帝和反封建。雖然在具體革命道路上，他不可能提出正確的設想，甚至還對美國總統威爾遜寄予幻想，被威氏的一些漂亮言辭所迷惑，以為他會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但在當時能像陳獨秀那樣高瞻遠矚、提綱挈領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綱領的，沒有第二個人。如在1918年5月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鬥爭後、1919年1月在學生救國會基礎上成立的國民社，雖是京、津、滬三地愛國學生組成，但由於不能提出這樣的綱領，還因為不重視已經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其《國民》雜誌還一律採用文言文，所以在社會和青年中的影響不大。
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周評論》創刊這一天樹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矚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原德國侵占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權利的勝利。形勢強於人。由於此刊由陳獨秀主編，包括胡適、魯迅等《新青年》同人都陸續參加進來，編輯工作又繼續貫徹新文化運動的方針，因此，《每周評論》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與現實政治鬥爭的密切結合。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盡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他們還是被迫捲入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1919年1月19日，關於國內鬥爭，陳獨秀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即當時的反動政府和軍閥。具體的鬥爭方式是「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這顯然是總結了他早年參與並領導的拒俄運動和1918年的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鬥爭的經驗。
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雖然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128]但《每周評論》創刊後，學生團體和刊物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129]——這種情況自然有利於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學生運動發揮指導作用。
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時，陳立即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揭開假麵》等文章予以揭露，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似這樣愛國激憤的情緒，自然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起到了調動他們鬥爭積極性的作用。
隨著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著著失敗，和《每周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那些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早在1月27日，中國代表首次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將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利直接歸還中國的要求時，日本代表就以中日間已有密約為由，予以駁回。2月2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還奉命到中國外交部施壓，指斥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5日，北京大學學生聞訊後，即在與陳獨秀的箭杆胡同住宅僅有一牆之隔的北河沿法科禮堂召開全體大會，對日本代表在和會上的橫蠻態度以及小幡公使的無理質詢，表示嚴重抗議。會上，還推舉幹事十餘人，分頭聯絡各校學生，拍電報給和會的中國代表，「請他們堅持前議，不要讓步」。陳獨秀立即把這條消息，刊登在9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8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