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陳獨秀多次約請胡適、沈尹默、錢玄同、陶履恭、章士釗等開會，討論改變文科課程。
1918年1月19日，陳獨秀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劉師培31票當選。
1918年2月，陳獨秀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
6月，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製度進行改革。
9月25日，為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陳獨秀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議定陳獨秀、胡適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
同時，陳獨秀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隻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費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101]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新潮社」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夥伴，受到廣大先進青年的熱烈歡迎。而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茲列幾位如下。
傅斯年：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羅家倫：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後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駐印度大使，台灣「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顧頡剛：歷史學家
毛子水：教育家、歷史學家
江紹源：教育家、宗教史學家
汪敬熙：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
何思源：教育家，曾任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
俞平伯：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郭紹虞：作家、考據史家
孫伏園：作家、編輯家
張申甫：哲學家，早期中共黨員、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
葉聖陶：作家、詩人、教育家
馮友蘭：哲學家
朱自清：散文作家、詩人
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京大學的學生。這些知識精英，雖然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共產黨的對立麵。如黃侃在課堂上似潑婦罵街那樣攻擊新文化時，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陳獨秀一度懷疑他們是「奸細」。後來他們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在當時北洋軍閥封建專製主義統治和傳統保守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進行教育革命和文學革命取得以上的成果，是與蔡元培的支持分不開的。而蔡元培的支持主要是通過推行其「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實現的。北大原是封建主義文化的堡壘，封建專製主義對別的思想文化是不允許「容」與「包」的。蔡元培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既長北大，實行改革，自然要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則：「仿世界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02]正是在這種方針下，北大在這次改革中，雖然也引進了一些舊學人士，但是更引進了陳獨秀為首的新文化派，並以文科為重點進行改革，進而對全校進行改造。經過幾年的努力，使北大這個以腐敗、墮落、落後而聞名的官僚養成所，變成了一個注重研究學問、學術空氣活躍而又濃厚的中國第一所新型高等學府。所以，蔡元培的這個方針，對陳獨秀的新文化派起了保護、支持的作用。
為此，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時，陳獨秀感言說：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陳獨秀又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103]這裏講的「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就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在北京大學的試驗。
1918年1月19日，陳獨秀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劉師培31票當選。
1918年2月，陳獨秀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
6月，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製度進行改革。
9月25日，為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陳獨秀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議定陳獨秀、胡適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
同時，陳獨秀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隻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費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101]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新潮社」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夥伴，受到廣大先進青年的熱烈歡迎。而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茲列幾位如下。
傅斯年：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羅家倫：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後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駐印度大使，台灣「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顧頡剛：歷史學家
毛子水：教育家、歷史學家
江紹源：教育家、宗教史學家
汪敬熙：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
何思源：教育家，曾任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
俞平伯：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郭紹虞：作家、考據史家
孫伏園：作家、編輯家
張申甫：哲學家，早期中共黨員、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
葉聖陶：作家、詩人、教育家
馮友蘭：哲學家
朱自清：散文作家、詩人
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京大學的學生。這些知識精英，雖然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共產黨的對立麵。如黃侃在課堂上似潑婦罵街那樣攻擊新文化時，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陳獨秀一度懷疑他們是「奸細」。後來他們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在當時北洋軍閥封建專製主義統治和傳統保守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進行教育革命和文學革命取得以上的成果，是與蔡元培的支持分不開的。而蔡元培的支持主要是通過推行其「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實現的。北大原是封建主義文化的堡壘，封建專製主義對別的思想文化是不允許「容」與「包」的。蔡元培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既長北大，實行改革，自然要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則：「仿世界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02]正是在這種方針下，北大在這次改革中，雖然也引進了一些舊學人士，但是更引進了陳獨秀為首的新文化派，並以文科為重點進行改革，進而對全校進行改造。經過幾年的努力，使北大這個以腐敗、墮落、落後而聞名的官僚養成所，變成了一個注重研究學問、學術空氣活躍而又濃厚的中國第一所新型高等學府。所以，蔡元培的這個方針，對陳獨秀的新文化派起了保護、支持的作用。
為此，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時，陳獨秀感言說：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陳獨秀又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103]這裏講的「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就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在北京大學的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