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每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麵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他日而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他日而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為實業家，焉能思窮百藝，排萬難，乘風破浪，製勝萬裏之外也？紈絝子弟，遍於國中；樸茂青年，等諸麟鳳；欲以此角勝世界文明之猛獸，豈有濟乎？茫茫禹域，來日大難。吾人倘不以劣敗自甘，司教育者與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覺覺人，慎毋河漢吾言，以常見虛文自蔽也！[95]
為此，他認為教育三要素是教育之對象、教育之方針、教育之方法。其中「以教育之方針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我國家教育方針的製定應該遵循的原則是「去其不適以求其適」，即「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教育方針的內容：「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三當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教育的目的是，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麵都得到發展。為此，他提出的教育方針是四大主義：
一、現實主義，即樹立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反對宗教迷信。
二、惟民主義，即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
三、職業主義，即「尊重個人生產力，以謀公共安寧幸福之社會」。
四、獸性主義，即體魄強健能力抗自然者，意誌頑強而善鬥不屈者，能獨立奮鬥而不他活者、順性率真而不飾偽自文者。[96]
從以上四大主義可見，陳獨秀這時已經對社會和個人的方方麵麵具有深刻的思考。
後來，陳獨秀主持廣東省的教育改革時，把以上四大主義的教育方針又進一步地概括為「教育必須與社會相結合」。他認為舊教育的根本缺點是「把教育與社會分為兩件事，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學生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階級，學校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事業，社會上一般人眼中的學生、學校，都是一種侈奢品、裝飾品，不是他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又指出：「舊教育的主義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新教育不是這樣，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因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所以，「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製度上著想不可」。[97]
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陳獨秀也提出了一係列驚人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反對舊的灌輸式的教育方法，改用啟發式的教育方法。為此，他用對照方式介紹三條西洋先進教育法：第一，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啟發的而非灌輸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98]
據此，他把舊教育方法的「缺點和罪惡」歸結為兩種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師隻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時候，不管學生能不能接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輸進去，這就是主觀主義的現象。」形式主義主要表現在「考試」上：「因為有了考試，就有什麽畢業問題，文憑問題，引起了學生的虛榮心。教師學生平常多不注意，臨到考試時候，在這一二禮拜以內拚死用功，不但臨場時夾帶槍替，於道德上很有影響，並且廢食忘眠，在身體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試完畢，把所有臨時強記的完全忘掉了。」學生求學的目的，不是為增加學問，不是為社會進步，而是專為考試，「所以種種罪惡，都從考試發生，道德上、身體上、思想上都沒有好處」。他認為：「吾們要望學生道德上學業上進步，不在乎考試，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隻要平常多方練習，自然能夠進步。」[99]
必須指出，陳獨秀以上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至今還是中外教育改革的目標。但是，中國歷代統治者隻知道爭權奪利，不為國家興亡和人民利益著想，教育改革至今一直收效甚微。
在當時，陳獨秀的這種教育革命思想，也與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思想吻合。他不拘一格聘用陳為文科學長，說是看了幾期《新青年》後，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其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看到頭幾期上陳關於教育問題的見解。所以，陳獨秀一上任，立即在蔡的支持下，對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糾正人們對舊北大的錯誤觀念：「培養官僚」，強調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開學典禮上公開發表演說指出：大學學生之三目的中，唯「研究學理」「始與大學適合」。為此，他主張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恃講義，或且惰於聽講。「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100]
當時，陳獨秀把北大當作教育革命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試驗場。所以，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實行。例如：1917年春，文學革命剛拉開序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就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3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3～4年）。1918年改為預科2年，本科4年。
為此，他認為教育三要素是教育之對象、教育之方針、教育之方法。其中「以教育之方針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我國家教育方針的製定應該遵循的原則是「去其不適以求其適」，即「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教育方針的內容：「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三當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教育的目的是，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麵都得到發展。為此，他提出的教育方針是四大主義：
一、現實主義，即樹立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反對宗教迷信。
二、惟民主義，即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
三、職業主義，即「尊重個人生產力，以謀公共安寧幸福之社會」。
四、獸性主義，即體魄強健能力抗自然者，意誌頑強而善鬥不屈者，能獨立奮鬥而不他活者、順性率真而不飾偽自文者。[96]
從以上四大主義可見，陳獨秀這時已經對社會和個人的方方麵麵具有深刻的思考。
後來，陳獨秀主持廣東省的教育改革時，把以上四大主義的教育方針又進一步地概括為「教育必須與社會相結合」。他認為舊教育的根本缺點是「把教育與社會分為兩件事，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學生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階級，學校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事業，社會上一般人眼中的學生、學校，都是一種侈奢品、裝飾品，不是他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又指出：「舊教育的主義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新教育不是這樣，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因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所以，「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製度上著想不可」。[97]
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陳獨秀也提出了一係列驚人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反對舊的灌輸式的教育方法，改用啟發式的教育方法。為此，他用對照方式介紹三條西洋先進教育法：第一，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啟發的而非灌輸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98]
據此，他把舊教育方法的「缺點和罪惡」歸結為兩種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師隻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時候，不管學生能不能接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輸進去，這就是主觀主義的現象。」形式主義主要表現在「考試」上：「因為有了考試，就有什麽畢業問題，文憑問題，引起了學生的虛榮心。教師學生平常多不注意，臨到考試時候，在這一二禮拜以內拚死用功，不但臨場時夾帶槍替，於道德上很有影響，並且廢食忘眠，在身體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試完畢，把所有臨時強記的完全忘掉了。」學生求學的目的，不是為增加學問，不是為社會進步，而是專為考試，「所以種種罪惡，都從考試發生，道德上、身體上、思想上都沒有好處」。他認為：「吾們要望學生道德上學業上進步，不在乎考試，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隻要平常多方練習，自然能夠進步。」[99]
必須指出，陳獨秀以上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至今還是中外教育改革的目標。但是，中國歷代統治者隻知道爭權奪利，不為國家興亡和人民利益著想，教育改革至今一直收效甚微。
在當時，陳獨秀的這種教育革命思想，也與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思想吻合。他不拘一格聘用陳為文科學長，說是看了幾期《新青年》後，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其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看到頭幾期上陳關於教育問題的見解。所以，陳獨秀一上任，立即在蔡的支持下，對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糾正人們對舊北大的錯誤觀念：「培養官僚」，強調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開學典禮上公開發表演說指出：大學學生之三目的中，唯「研究學理」「始與大學適合」。為此，他主張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恃講義，或且惰於聽講。「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100]
當時，陳獨秀把北大當作教育革命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試驗場。所以，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實行。例如：1917年春，文學革命剛拉開序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就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3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3～4年）。1918年改為預科2年，本科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