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小說稱作「遵命文學」：自己是「遵命」而作，「吶喊」向前，一掃此前的那種消極悲觀情緒。他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他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91]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這是魯迅後期鞏固文學巨匠地位、成為文學戰線上偉大旗手的主要武器。當陳獨秀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形式。在陳獨秀的帶動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獨秀寫信對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92]
陳獨秀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嬉笑怒罵，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嗬！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陳獨秀的「隨感錄」一樣的。由此我們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
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獨秀則能充分發揮、運用、嗬護每個成員的專長，向舊文化的腐朽領域攻擊，從而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
陳獨秀自1902年加入青年會起，可以說是一個終身革命家，教育革命也是他一貫的追求。他認為教育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教育有廣狹二義：自狹義言之，乃學校師弟之所授受；自廣義言之，凡偉人大哲之所遺傳，書籍報章之所論列，家庭之所教導，交遊娛樂之所觀感，皆教育也。」[93]所以，教育對象不僅是青年學生，而是全社會人。因此，陳獨秀的教育革命觀是十分寬泛的，既是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它的具體形式。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學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的一生都在從事教育革命。誰能說他著書作文、辦報辦刊、組織社團政黨、進行革命宣傳和鬥爭等，不是在教育人甚至教育全體中國人呢？他大半生的精力花在「改造國民性上」，這是最偉大的教育工作。他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教育革命。所以，陳獨秀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一個偉大的教育革命家。實際上，他的教育革命是與新文化運動同時發動的。《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上，他就明確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針》。
就學校教育而言，陳獨秀也是一個傑出的教育家。早在1905年、1906年，他就主持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為安徽公學，創辦了徽州初級師範學堂，並在兩校任教，進行教學改革並為革命活動服務。辛亥革命後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他又擔任過安徽高等教育學校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其為北大文科學長時稱其校長），再次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保守派策動的學生所驅逐。當時該校後繼教務主任周越然生動地回憶說：
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麽？——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什麽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麽？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返，教務由我主任。[94]
陳獨秀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這是第一次，下麵講到，以後還有兩次。可見教育界保守勢力之大，教育革命之艱難。原因很簡單，教育革命就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麽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這時，他主編《新青年》，繼而又出任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當然積極推行。
如前所述，陳獨秀從小就厭惡舊傳統封建主義的教育製度，抵製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這種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他痛切地指出：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這是魯迅後期鞏固文學巨匠地位、成為文學戰線上偉大旗手的主要武器。當陳獨秀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形式。在陳獨秀的帶動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獨秀寫信對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92]
陳獨秀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嬉笑怒罵，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嗬！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陳獨秀的「隨感錄」一樣的。由此我們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
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獨秀則能充分發揮、運用、嗬護每個成員的專長，向舊文化的腐朽領域攻擊，從而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
陳獨秀自1902年加入青年會起，可以說是一個終身革命家，教育革命也是他一貫的追求。他認為教育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教育有廣狹二義：自狹義言之，乃學校師弟之所授受；自廣義言之，凡偉人大哲之所遺傳，書籍報章之所論列，家庭之所教導，交遊娛樂之所觀感，皆教育也。」[93]所以，教育對象不僅是青年學生，而是全社會人。因此，陳獨秀的教育革命觀是十分寬泛的，既是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它的具體形式。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學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的一生都在從事教育革命。誰能說他著書作文、辦報辦刊、組織社團政黨、進行革命宣傳和鬥爭等，不是在教育人甚至教育全體中國人呢？他大半生的精力花在「改造國民性上」，這是最偉大的教育工作。他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教育革命。所以，陳獨秀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一個偉大的教育革命家。實際上，他的教育革命是與新文化運動同時發動的。《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上，他就明確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針》。
就學校教育而言，陳獨秀也是一個傑出的教育家。早在1905年、1906年，他就主持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為安徽公學，創辦了徽州初級師範學堂，並在兩校任教，進行教學改革並為革命活動服務。辛亥革命後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他又擔任過安徽高等教育學校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其為北大文科學長時稱其校長），再次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保守派策動的學生所驅逐。當時該校後繼教務主任周越然生動地回憶說：
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麽？——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什麽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麽？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返，教務由我主任。[94]
陳獨秀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這是第一次，下麵講到，以後還有兩次。可見教育界保守勢力之大，教育革命之艱難。原因很簡單，教育革命就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麽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這時，他主編《新青年》，繼而又出任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當然積極推行。
如前所述，陳獨秀從小就厭惡舊傳統封建主義的教育製度，抵製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這種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他痛切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