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連胡適這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溫和」的人都被稱為「頂頑固了」，那麽像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在中間派眼中會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魯迅小說的引路人
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所以如前述胡適第一次向陳獨秀寄《決鬥》譯稿時的通信，希望「欲為祖國創造新文學」。但是，後來陳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82]於是他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
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隻注重發表外國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83]
與陳獨秀一樣，魯迅也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者，留學日本時，經過了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最後認識到救國之道首先在於醫治國民精神上的創傷。這個認識本來是與陳獨秀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動機接近的。然而，陳獨秀從辛亥革命失敗中經過短暫的彷徨而奮起時，魯迅卻陷入更深的消沉之中。魯迅說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係列鬥爭的失敗，就「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因此，新文化運動開展已兩年了，他還是站在運動的大門外，感到非常的「寂寞」。他說寂寞就像「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84]要不是陳獨秀把他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
正在這時，1917年8月9日，陳獨秀委派《新青年》編輯部成員錢玄同，來到北京宣武門外一個幽靜的處所——紹興會館魯迅寓所，拜訪了正在埋頭「鈔古碑」的魯迅，向他約稿。
魯迅起先還想拒絕。他痛苦地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中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85]
這裏，反映了魯迅對新文化運動的最初態度，他認為這個運動是無望的，隻能使少數清醒（覺悟）者更加痛苦，因此他採取了消極的態度。魯迅的這個觀察有深刻的一麵。他看到《新青年》（或新文化運動）初期，人們關心的並不多，因此也是「寂寞」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他認為錢玄同就是因為陳獨秀們「寂寞」而來找他的。後來熱鬧起來，也並不像後世人宣傳的那樣轟動。陳獨秀自己在五四運動時就承認：「大學風潮，報紙上雖然說得很熱鬧；但是毫無根據，不過是幾個冒充古文家的老頭兒、冒充劇評家的小孩子，在背地裏串起來蠕動罷了。」[86]
但是，魯迅這裏說的「你大嚷起來，驚起了」正在「昏睡中死滅」的中國人，倒是正確地描繪出了創辦《新青年》時陳獨秀、錢玄同等少數人的心態。
於是，在文學革命上的激情一點也不比陳獨秀弱的錢玄同回答魯迅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無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於是，魯迅抱著這一線希望，試著寫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並第一次用「魯迅」的筆名向《新青年》投稿。
陳獨秀見魯迅的稿子以白話小說的形式，內容又「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字字滲透著血和淚，悲憤地控訴封建禮教所謂「仁義道德」乃「吃人，吃孩子」的本質，最後發出「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警示，和「救救孩子」的吶喊，完全與自己的思想吻合，並且發揮出政論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他後來曾寫信對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87]他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又是攻擊舊禮教，把文化革命與思想革命結合起來，好極。因此，從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尤其在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陳獨秀籌組共產黨後，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情況下，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88]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
魯迅說，於是「便一發不可收」，寫下了大量「小說模樣的文章」。直到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89]
就這樣，從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該雜誌上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特別是他的五部小說，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給周啟明的信中，還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90]
魯迅小說的引路人
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所以如前述胡適第一次向陳獨秀寄《決鬥》譯稿時的通信，希望「欲為祖國創造新文學」。但是，後來陳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82]於是他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
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隻注重發表外國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83]
與陳獨秀一樣，魯迅也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者，留學日本時，經過了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最後認識到救國之道首先在於醫治國民精神上的創傷。這個認識本來是與陳獨秀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動機接近的。然而，陳獨秀從辛亥革命失敗中經過短暫的彷徨而奮起時，魯迅卻陷入更深的消沉之中。魯迅說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係列鬥爭的失敗，就「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因此，新文化運動開展已兩年了，他還是站在運動的大門外，感到非常的「寂寞」。他說寂寞就像「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84]要不是陳獨秀把他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
正在這時，1917年8月9日，陳獨秀委派《新青年》編輯部成員錢玄同，來到北京宣武門外一個幽靜的處所——紹興會館魯迅寓所，拜訪了正在埋頭「鈔古碑」的魯迅，向他約稿。
魯迅起先還想拒絕。他痛苦地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中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85]
這裏，反映了魯迅對新文化運動的最初態度，他認為這個運動是無望的，隻能使少數清醒（覺悟）者更加痛苦，因此他採取了消極的態度。魯迅的這個觀察有深刻的一麵。他看到《新青年》（或新文化運動）初期，人們關心的並不多，因此也是「寂寞」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他認為錢玄同就是因為陳獨秀們「寂寞」而來找他的。後來熱鬧起來，也並不像後世人宣傳的那樣轟動。陳獨秀自己在五四運動時就承認：「大學風潮，報紙上雖然說得很熱鬧；但是毫無根據，不過是幾個冒充古文家的老頭兒、冒充劇評家的小孩子，在背地裏串起來蠕動罷了。」[86]
但是，魯迅這裏說的「你大嚷起來，驚起了」正在「昏睡中死滅」的中國人，倒是正確地描繪出了創辦《新青年》時陳獨秀、錢玄同等少數人的心態。
於是，在文學革命上的激情一點也不比陳獨秀弱的錢玄同回答魯迅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無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於是，魯迅抱著這一線希望，試著寫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並第一次用「魯迅」的筆名向《新青年》投稿。
陳獨秀見魯迅的稿子以白話小說的形式，內容又「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字字滲透著血和淚，悲憤地控訴封建禮教所謂「仁義道德」乃「吃人，吃孩子」的本質，最後發出「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警示，和「救救孩子」的吶喊，完全與自己的思想吻合，並且發揮出政論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他後來曾寫信對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87]他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又是攻擊舊禮教，把文化革命與思想革命結合起來，好極。因此，從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尤其在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陳獨秀籌組共產黨後，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情況下，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88]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
魯迅說，於是「便一發不可收」，寫下了大量「小說模樣的文章」。直到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89]
就這樣，從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該雜誌上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特別是他的五部小說，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給周啟明的信中，還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