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任鴻雋1918年9月5日致胡適信就認為，錢玄同、劉半農演的「王敬軒」雙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信中，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他找張厚載寫探討文學改良的文章，「也不過是替我自己找對方的材料。我以為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錢玄同對此卻十分不滿，回信說：張厚載的文章「實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麵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75]
由於錢玄同以上文化革命的主張，比陳獨秀還要激進，就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的批評，所以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宣稱「五年內不發一言」，深深地陷入到「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他們供稿，他們始終怠工。錢玄同在致胡適信中聲明說：「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誌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76]這括號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
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他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著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任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所以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號開始，除就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他研究中外文學的心得。陳獨秀進入北京大學後，就邀請他任北大預科教員。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響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77]，進一步全麵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麵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他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文章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著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民間文藝研究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盡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78]
這裏所說的「大仗」，特別是指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之後，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4卷第3號時，為了刺激輿論，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出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麵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嬉笑怒罵，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了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著果然在讀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這一幕「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79]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留學外國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
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誌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誌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願』；『學願』者，真理之賊也」。[80]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如當時還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隻記著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81]
由於錢玄同以上文化革命的主張，比陳獨秀還要激進，就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的批評，所以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宣稱「五年內不發一言」，深深地陷入到「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他們供稿，他們始終怠工。錢玄同在致胡適信中聲明說：「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誌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76]這括號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
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他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著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任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所以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號開始，除就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他研究中外文學的心得。陳獨秀進入北京大學後，就邀請他任北大預科教員。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響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77]，進一步全麵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麵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他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文章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著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民間文藝研究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盡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78]
這裏所說的「大仗」，特別是指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之後，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4卷第3號時，為了刺激輿論，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出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麵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嬉笑怒罵，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了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著果然在讀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這一幕「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79]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留學外國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
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誌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誌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願』；『學願』者，真理之賊也」。[80]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如當時還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隻記著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