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蔡元培與陳獨秀改革北大、民主辦校，還有不少故事，這裏隻舉一例。
據當時在北大英文學門（即英文係）上學的許德珩回憶：陳獨秀來北大之前，雖然不認識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了，因為他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袷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的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為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104]
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二人以後的關係很好，下麵有所敘述。
傳統黨史為了政治需要醜化陳獨秀，往往把陳獨秀描寫成愛發火、拍桌子、訓人罵人那樣的「家長主義」，「凶神惡煞」。實際上，他是一個很講理，也很風趣的人。前述陳獨秀與黃侃的調侃，對沈尹默字的評論，都是如此。馮友蘭也說過一個故事：「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麵；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麵。相片出來後，我們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於是大家「哈哈」大笑起來。[105]
1918年夏北大文科哲學門畢業照，前排右三為陳獨秀，右二為梁漱溟
沈尹默這個人也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他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他說有個叫陳仲恕的人，「震於胡適之聲名」，到北大來聽過一次胡適講演，一聽之下，就聽出問題來了。他越聽越覺得熟悉，原來所講的是從顏習齋書上搬來，並且不加說明，據為己有；又說錢玄同也知道胡適這個秘密。有一次，胡適被邀做學術講演，此公既已成為時下忙人，自無功夫做什麽準備。玄同曾親眼看見胡適在講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廠舊書鋪找了一本不知什麽書，大約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顏習齋著作之類吧，「在洋車上翻閱一過，他這點鬼聰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講台發揮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106]
沈先生攻其一點，否定全人，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麵，可見評人之難。當時在這個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其他人如魯迅（「武器庫門上拈小紙條」比喻）、錢玄同、劉半農（關於「王敬軒的雙簧戲」及瞧不起劉半農當時沒有留過學）、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在人際關係上，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著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
培育一代「新青年」
從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由於《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蕩滌神州大地的一股衝擊波。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後來成為毛澤東嶽父的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這一代人，除了《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周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1～9卷共54號上公布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有的是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如此就不止88人了）〕，及上述北京大學和北京直接受到教育的學生以外，像遠在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及隨後留學日本的周恩來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
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1000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107]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敘述中可知，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麽，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受到思想啟蒙後，情不自禁地發出心底的激動，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說：「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鍾，如當頭一棒。」[108]可見其影響之廣大和深遠。所以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新時代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是絕不為過的。連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麵對中共奪取政權的第一代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據當時在北大英文學門（即英文係）上學的許德珩回憶：陳獨秀來北大之前，雖然不認識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了，因為他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袷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的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為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104]
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二人以後的關係很好，下麵有所敘述。
傳統黨史為了政治需要醜化陳獨秀，往往把陳獨秀描寫成愛發火、拍桌子、訓人罵人那樣的「家長主義」，「凶神惡煞」。實際上，他是一個很講理，也很風趣的人。前述陳獨秀與黃侃的調侃，對沈尹默字的評論，都是如此。馮友蘭也說過一個故事：「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麵；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麵。相片出來後，我們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於是大家「哈哈」大笑起來。[105]
1918年夏北大文科哲學門畢業照，前排右三為陳獨秀，右二為梁漱溟
沈尹默這個人也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他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他說有個叫陳仲恕的人，「震於胡適之聲名」，到北大來聽過一次胡適講演，一聽之下，就聽出問題來了。他越聽越覺得熟悉，原來所講的是從顏習齋書上搬來，並且不加說明，據為己有；又說錢玄同也知道胡適這個秘密。有一次，胡適被邀做學術講演，此公既已成為時下忙人，自無功夫做什麽準備。玄同曾親眼看見胡適在講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廠舊書鋪找了一本不知什麽書，大約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顏習齋著作之類吧，「在洋車上翻閱一過，他這點鬼聰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講台發揮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106]
沈先生攻其一點，否定全人，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麵，可見評人之難。當時在這個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其他人如魯迅（「武器庫門上拈小紙條」比喻）、錢玄同、劉半農（關於「王敬軒的雙簧戲」及瞧不起劉半農當時沒有留過學）、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在人際關係上，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著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
培育一代「新青年」
從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由於《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蕩滌神州大地的一股衝擊波。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後來成為毛澤東嶽父的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這一代人，除了《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周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1～9卷共54號上公布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有的是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如此就不止88人了）〕，及上述北京大學和北京直接受到教育的學生以外，像遠在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及隨後留學日本的周恩來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
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1000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107]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敘述中可知，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麽，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受到思想啟蒙後，情不自禁地發出心底的激動，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說：「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鍾，如當頭一棒。」[108]可見其影響之廣大和深遠。所以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新時代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是絕不為過的。連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麵對中共奪取政權的第一代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