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之類。此事看似無關弘旨，其實關係極大。古書之難讀誤解，大半由此，符號尤不可少。惟濃圈密點，則全行廢除。
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
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
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
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
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麵改革的方案。[70]
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71]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而在當時卻具有何等重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分。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錢在讀了陳獨秀的「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的文章後，寫信給陳表示：「玄同對於先生這個主張，認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72]因為漢字是儒家倫理的載體，所以反孔也就必須廢除漢字。
這個邏輯也太形上學了。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錢玄同隻是當了首先說出的炮手而已，因為這個主張不僅是他信中提到的吳稚暉首先提出，陳獨秀、劉叔雅、魯迅（周豫才）也有這個意見。在給陳寫這封信以前即1918年1月2日的日記中，錢寫道：「獨秀、叔雅二人皆謂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誠欲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歷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說與豫才所主張相同。」
因此，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他說：「吳先生『中國文字，遲早必廢』之說，淺人聞之，雖必駭怪；而循之進化公例，恐終天難逃。惟僅廢中國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言語乎？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各地反對廢國文者，皆以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至於漢語，他認為今日「國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代狹隘之偏見所遺留，將來「國且無之，何有於國語？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73]
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什麽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他在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讓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幹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麵主張帶來的負麵影響。1918年8月，《新青年》公布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中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等等，這些批評表明錢的這個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的主張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誌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同時，他也為錢的主張做了最大限度的辯護：「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隻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麽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74]
至於中國文字的拚音化問題，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拚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拚音草案》一稿。
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是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其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兩種方法各有所長，對於頑固的保守派甚至當權的反動派來說，後者是無濟於事的，但對於廣大中間群眾來說，前者不容易得到同情。
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
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
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
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
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麵改革的方案。[70]
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71]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而在當時卻具有何等重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分。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錢在讀了陳獨秀的「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的文章後，寫信給陳表示：「玄同對於先生這個主張，認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72]因為漢字是儒家倫理的載體，所以反孔也就必須廢除漢字。
這個邏輯也太形上學了。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錢玄同隻是當了首先說出的炮手而已，因為這個主張不僅是他信中提到的吳稚暉首先提出，陳獨秀、劉叔雅、魯迅（周豫才）也有這個意見。在給陳寫這封信以前即1918年1月2日的日記中，錢寫道：「獨秀、叔雅二人皆謂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誠欲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歷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說與豫才所主張相同。」
因此，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他說：「吳先生『中國文字，遲早必廢』之說，淺人聞之，雖必駭怪；而循之進化公例，恐終天難逃。惟僅廢中國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言語乎？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各地反對廢國文者，皆以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至於漢語，他認為今日「國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代狹隘之偏見所遺留，將來「國且無之，何有於國語？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73]
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什麽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他在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讓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幹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麵主張帶來的負麵影響。1918年8月，《新青年》公布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中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等等，這些批評表明錢的這個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的主張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誌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同時，他也為錢的主張做了最大限度的辯護：「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隻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麽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74]
至於中國文字的拚音化問題，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拚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拚音草案》一稿。
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是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其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兩種方法各有所長，對於頑固的保守派甚至當權的反動派來說，後者是無濟於事的，但對於廣大中間群眾來說，前者不容易得到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