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陳獨秀、胡適團結高一涵、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其他主張新文化運動的教員，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大力推動北京大學的改革，如革新學校領導體製，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校長領導製，仿歐美大學，實行民主的教授治校（胡適是此案創議人之一[64]）。辦法是成立蔡元培主持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員由各科兩名教授組成，實際上是教授會，校長和陳獨秀等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廢除年級製，實行選科製（胡適稱此為「中國學製上一大革命」，亦是胡適所建議[65]）；在預科首先實行白話文教學；等等。
兩位特殊的戰友
說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
錢玄同在當時就被人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這是因為他在這個革命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某些方麵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因此舊學的功底十分深厚，而思想的發展也與同時代先進分子相似，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過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一誌國學，以保持種性，擁護民德」，[66]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頑固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運動，令人奇怪的是，錢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發生180度的大轉彎，反過頭來全麵批判傳統文化。與陳獨秀、胡適等人比，他的批判雖然缺少深刻的理論思維，也缺少充分嚴密的論證，但其激烈程度超過陳獨秀和其他同人。許多學者探索過錢玄同突然發生如此大轉變的原因，一般都不得要領。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心中沒有什麽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如覺今是而昨非，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促使錢玄同實現這個180度大轉彎的主要因素，就是陳獨秀已經出版了一年多的《新青年》雜誌，即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剛剛發軔的包括文字、文章、語言在內的文學革命。
清代中葉以後，文壇上主張「闡道翼教」的桐城派成為散文中占統治地位的流派，還有講究句子駢儷、用詞華藻的「文選派」與它並立，窒息著中國文學和思想的發展。在北京大學更是如此。1902年，桐城派著名領袖吳汝綸任當時名為「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總教習，請了桐城派文人林紓、陳衍等當經文科教員。1914年，夏錫琪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引進黃侃、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學者來北大任教，打破桐城派一派獨大學風，推崇晉宋之文，音韻考據之學大盛，被稱為「文選派」。兩派形式雖不同，卻都主張「文以載道」，宣傳封建主義的宗族觀念和孔孟之道，窒息青年的思想發展。錢玄同受陳獨秀正在提倡的文學革命的啟發，在1917年1月1日與沈尹默的訪談中說：「應用文之弊，始於韓、柳，到八比之文興，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67]接著，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激烈攻擊了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桐、選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並積極擁護胡、陳提倡的文學革命。對錢玄同明確參加文學革命陣營，陳獨秀十分高興，並給予高度評價：「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68]陳獨秀對錢玄同把文學守舊派概括成「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特別欣賞，在他的文章中經常採用，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的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而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發生關於「以白話文為正宗」是否可容他人匡正的爭論時，錢則堅決站在陳獨秀一邊。7月2日，他致信胡適表示：「最贊成獨秀先生之說」，以白話文為文學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麵目加之。因此輩對於文學之見解，正與反對開學堂，反對剪辮子，說『洋鬼子腳直，跌倒爬不起』者見解相同，知識如此幼稚，尚有何種商量文學之話可說乎！」[69]
與此同時，錢玄同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花兩個月時間，寫出了《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一信，提出應用文改良十三事：
一、以國語為之。
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
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
五、書紮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
六、絕對不用典。
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註「注意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兩位特殊的戰友
說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
錢玄同在當時就被人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這是因為他在這個革命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某些方麵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因此舊學的功底十分深厚，而思想的發展也與同時代先進分子相似，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過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一誌國學，以保持種性，擁護民德」，[66]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頑固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運動，令人奇怪的是，錢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發生180度的大轉彎，反過頭來全麵批判傳統文化。與陳獨秀、胡適等人比，他的批判雖然缺少深刻的理論思維，也缺少充分嚴密的論證，但其激烈程度超過陳獨秀和其他同人。許多學者探索過錢玄同突然發生如此大轉變的原因，一般都不得要領。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心中沒有什麽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如覺今是而昨非，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促使錢玄同實現這個180度大轉彎的主要因素，就是陳獨秀已經出版了一年多的《新青年》雜誌，即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剛剛發軔的包括文字、文章、語言在內的文學革命。
清代中葉以後，文壇上主張「闡道翼教」的桐城派成為散文中占統治地位的流派，還有講究句子駢儷、用詞華藻的「文選派」與它並立，窒息著中國文學和思想的發展。在北京大學更是如此。1902年，桐城派著名領袖吳汝綸任當時名為「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總教習，請了桐城派文人林紓、陳衍等當經文科教員。1914年，夏錫琪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引進黃侃、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學者來北大任教，打破桐城派一派獨大學風，推崇晉宋之文，音韻考據之學大盛，被稱為「文選派」。兩派形式雖不同，卻都主張「文以載道」，宣傳封建主義的宗族觀念和孔孟之道，窒息青年的思想發展。錢玄同受陳獨秀正在提倡的文學革命的啟發，在1917年1月1日與沈尹默的訪談中說：「應用文之弊，始於韓、柳，到八比之文興，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67]接著，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激烈攻擊了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桐、選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並積極擁護胡、陳提倡的文學革命。對錢玄同明確參加文學革命陣營，陳獨秀十分高興，並給予高度評價：「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68]陳獨秀對錢玄同把文學守舊派概括成「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特別欣賞，在他的文章中經常採用，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的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而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發生關於「以白話文為正宗」是否可容他人匡正的爭論時，錢則堅決站在陳獨秀一邊。7月2日，他致信胡適表示：「最贊成獨秀先生之說」，以白話文為文學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麵目加之。因此輩對於文學之見解，正與反對開學堂，反對剪辮子，說『洋鬼子腳直，跌倒爬不起』者見解相同，知識如此幼稚，尚有何種商量文學之話可說乎！」[69]
與此同時，錢玄同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花兩個月時間，寫出了《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一信，提出應用文改良十三事：
一、以國語為之。
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
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
五、書紮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
六、絕對不用典。
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註「注意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