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自己在五年後寫的一篇長文中，用第三人稱做了這樣的解釋：文學革命起初，如他在美國留學時那樣「隻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了民國六年（即1917年——引者）1月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隻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認為文學革命正在討論時期。他當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取名為《嚐試集》，並坦率地承認：「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嚐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著，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59]
胡適的這段敘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胡適的求真求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這是辯證法的一個典型。
「不容他人之匡正」，似乎有些霸氣，有人認為不利於學術之發展，其實是不解其意。陳意很明確，並不反對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他之強調「不容他人之匡正」是「獨至改良中國文學」而言。但是，他也不是不講道理，他解釋說：「蓋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文學正宗者，猶之清初歷家排斥西法，幹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60]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很快發展成一次全國性的氣勢磅礴的文學革命運動。到1921年1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8卷第5號，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等12人發起成立「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止，僅在《新青年》上，就刊出討論文學革命的重要的文章、通信50多篇，除胡、陳外，參加者中後來成名的有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朱經農、任鴻雋、歐陽予倩、周作人、俞平伯、朱希祖、潘公展等。在討論中，胡適和陳獨秀又發表了多篇文章和答信。至於發表在其他報刊上的討論文章，就無法統計了。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當時兩派對比，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可見鬥爭之激烈。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頑固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見此文說：「喜而讀之，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61]
所以，當時的舊文學根本不堪一擊，新文學運動一路凱旋。
如果說蔡元培任用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是他不拘一格聘人才的賢舉，那麽，舉薦胡適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則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裏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適才26歲，而此舉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顧茅廬請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而遭到拒絕時，陳就推薦由胡適出任。因為胡適尚未畢業，故由陳暫代。當時陳致胡適信說到為亞東圖書館謀擴大招股事，「書局成立後，編譯之事尚待足下為柱石」。又告，蔡元培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62]
這年4月，胡適才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但是5月22日進行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時，由杜威教授等6人組成的主試者，沒有通過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於6月回國，7月10日到上海，即給母親寫信，其中說道：「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裏。」[63]陳獨秀因何來上海？與胡適交談什麽內容？至今材料闕如。胡回家後，9月10日才北上到達北京，即任北大教授，初與高一涵同住。蔡元培和陳獨秀得此久盼而來的教學與文學革命大將，自然十分興奮。胡適不負所望，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即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著，他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一下子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立即興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聲譽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3日，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
胡適的這段敘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胡適的求真求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這是辯證法的一個典型。
「不容他人之匡正」，似乎有些霸氣，有人認為不利於學術之發展，其實是不解其意。陳意很明確，並不反對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他之強調「不容他人之匡正」是「獨至改良中國文學」而言。但是，他也不是不講道理，他解釋說：「蓋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文學正宗者，猶之清初歷家排斥西法，幹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60]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很快發展成一次全國性的氣勢磅礴的文學革命運動。到1921年1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8卷第5號，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等12人發起成立「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止，僅在《新青年》上，就刊出討論文學革命的重要的文章、通信50多篇，除胡、陳外，參加者中後來成名的有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朱經農、任鴻雋、歐陽予倩、周作人、俞平伯、朱希祖、潘公展等。在討論中，胡適和陳獨秀又發表了多篇文章和答信。至於發表在其他報刊上的討論文章，就無法統計了。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當時兩派對比，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可見鬥爭之激烈。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頑固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見此文說：「喜而讀之，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61]
所以，當時的舊文學根本不堪一擊，新文學運動一路凱旋。
如果說蔡元培任用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是他不拘一格聘人才的賢舉，那麽，舉薦胡適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則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裏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適才26歲，而此舉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顧茅廬請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而遭到拒絕時，陳就推薦由胡適出任。因為胡適尚未畢業，故由陳暫代。當時陳致胡適信說到為亞東圖書館謀擴大招股事，「書局成立後，編譯之事尚待足下為柱石」。又告，蔡元培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62]
這年4月，胡適才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但是5月22日進行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時，由杜威教授等6人組成的主試者，沒有通過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於6月回國，7月10日到上海，即給母親寫信，其中說道：「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裏。」[63]陳獨秀因何來上海？與胡適交談什麽內容？至今材料闕如。胡回家後，9月10日才北上到達北京，即任北大教授，初與高一涵同住。蔡元培和陳獨秀得此久盼而來的教學與文學革命大將，自然十分興奮。胡適不負所望，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即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著，他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一下子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立即興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聲譽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3日，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