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來，此時的胡適，不僅意誌堅決，而且語氣上也堅決，一口一個「文學革命」，而不是「文學改良」，而且表示：「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要求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上公開討論。但是，也許他的這個主張在美國遭到太多太尖銳的反對，他也有一絲保留和謹慎，表示：「此一問題，關係甚大，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始可定是非。」[51]
胡適的這些主張，在今日看來極其平常，在當時卻具有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的震撼威力。因為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是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文以載道，內容陳腐，之乎者也，八股文獨霸。所以，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麵否定。
胡適後來說陳獨秀「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52]這「後來他知道」，就是看了胡適此信後。當時陳如獲至寶，稱其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仆無不合十讚嘆。」他希望胡適「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53]
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正如上述，胡適堅定而內斂的性格凸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用胡適後來所說的話是「一篇對中國文學作試探性改革的文章」。陳閱後「快慰無似」，大喜過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發表。同時，陳獨秀又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黑幕層張，垢汙深積」，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的局限，他的「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陳獨秀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他寫道：「文學革命之是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提出了「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還宣告：凡「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這樣，陳獨秀就把胡適的「文學改良」，上升到了一場真正的氣勢磅礴的「文學革命」上了。胡適在經過一段篳路藍縷的艱苦跋涉之後，終於踏上了浩蕩的坦途。
一個是早已在全國著名大報上多次露麵、在革命誌士中聞名的大名人、全國最高學府教授、文科學長，一個是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就這樣結成了「文學革命」的「黃金搭檔」。對於陳獨秀來說，是慧眼識珠，不拘一格舉人才；對於胡適來說，竭盡困頓之後，千裏馬終於找到了伯樂。所以，後來二人雖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二人之間的友情終生長青。
由於陳獨秀的「三大主義」超出了文學的範疇，與倫理道德政治等革命相通，並且陳、胡很快相聚北京大學，所以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變成整個思想革命！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54]
胡適作為當時與陳獨秀的親密合作者，對陳做這樣的評論是十分中肯的。說到陳獨秀當時「一往無前的精神」，更是精到。與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比，胡適是激進而革命的，但是，與陳獨秀相比，一種差異就顯現出來了。文學革命之火被胡適和陳獨秀點燃時，胡適一時還不適應陳獨秀的那種叱吒風雲、狂飆席捲的風格。1917年4月9日，胡適十分激動地給陳寫信說：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號，奉讀大著《文學革命論》，快慰無似！足下所主張之三大主義，適均極贊同。適前著《文學改良芻議》之私意，不過欲引起中國人士之討論，證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虛所願，幸何如之！[55]
同時表示，對於他的「八事」和陳的「三大主義」的討論，「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立即回信：「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6]
這裏再次表現了二人在共同奮鬥中的不同風格。有人認為胡適的表現「暴露出胡適軟弱、動搖性」、「軟懦遊移的弱點」。[57]其實二人各有千秋，似不必稱其為「弱點」。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的評論較為恰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二者姿態迥異，互相補充，恰到好處。陳之霸氣，必須有胡之才情作為調劑，方才不顯得過於暴戾；胡之學識，必須有陳之雄心為之引導，方才能揮灑自如。這其實可作為新文化運動獲得成功的象徵：輿論家之倚重學問家的思想資源，與大學教授之由傳媒而獲得刺激與靈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58]
胡適的這些主張，在今日看來極其平常，在當時卻具有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的震撼威力。因為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是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文以載道，內容陳腐，之乎者也，八股文獨霸。所以，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麵否定。
胡適後來說陳獨秀「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52]這「後來他知道」，就是看了胡適此信後。當時陳如獲至寶，稱其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仆無不合十讚嘆。」他希望胡適「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53]
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正如上述，胡適堅定而內斂的性格凸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用胡適後來所說的話是「一篇對中國文學作試探性改革的文章」。陳閱後「快慰無似」，大喜過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發表。同時，陳獨秀又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黑幕層張，垢汙深積」，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的局限，他的「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陳獨秀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他寫道：「文學革命之是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提出了「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還宣告：凡「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這樣，陳獨秀就把胡適的「文學改良」，上升到了一場真正的氣勢磅礴的「文學革命」上了。胡適在經過一段篳路藍縷的艱苦跋涉之後，終於踏上了浩蕩的坦途。
一個是早已在全國著名大報上多次露麵、在革命誌士中聞名的大名人、全國最高學府教授、文科學長，一個是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就這樣結成了「文學革命」的「黃金搭檔」。對於陳獨秀來說，是慧眼識珠，不拘一格舉人才；對於胡適來說，竭盡困頓之後，千裏馬終於找到了伯樂。所以，後來二人雖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二人之間的友情終生長青。
由於陳獨秀的「三大主義」超出了文學的範疇，與倫理道德政治等革命相通，並且陳、胡很快相聚北京大學，所以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變成整個思想革命！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54]
胡適作為當時與陳獨秀的親密合作者，對陳做這樣的評論是十分中肯的。說到陳獨秀當時「一往無前的精神」，更是精到。與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比，胡適是激進而革命的，但是，與陳獨秀相比，一種差異就顯現出來了。文學革命之火被胡適和陳獨秀點燃時，胡適一時還不適應陳獨秀的那種叱吒風雲、狂飆席捲的風格。1917年4月9日，胡適十分激動地給陳寫信說：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號，奉讀大著《文學革命論》，快慰無似！足下所主張之三大主義，適均極贊同。適前著《文學改良芻議》之私意，不過欲引起中國人士之討論，證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虛所願，幸何如之！[55]
同時表示，對於他的「八事」和陳的「三大主義」的討論，「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立即回信：「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6]
這裏再次表現了二人在共同奮鬥中的不同風格。有人認為胡適的表現「暴露出胡適軟弱、動搖性」、「軟懦遊移的弱點」。[57]其實二人各有千秋，似不必稱其為「弱點」。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的評論較為恰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二者姿態迥異，互相補充，恰到好處。陳之霸氣，必須有胡之才情作為調劑，方才不顯得過於暴戾；胡之學識，必須有陳之雄心為之引導，方才能揮灑自如。這其實可作為新文化運動獲得成功的象徵：輿論家之倚重學問家的思想資源，與大學教授之由傳媒而獲得刺激與靈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