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汪孟鄒因接手《甲寅》的銷售工作，致信胡適，請他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了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46]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雜誌》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麵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麵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陳獨秀對胡適期望如此殷切，求賢若渴，實在令人感動。
胡適當時正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同時又與梅光迪等人爭論文學革命問題，無暇他顧，但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的再三催促，就在次年2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了陳獨秀，並在信中向陳披露了「創造新文學」的意見：「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作老祖宗新文學可言也。」[47]
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獨秀對胡適這一封信的答覆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2卷第1號的時候——8月13日（1916年）寄出，一開始就表示「罪甚罪甚」，並通知他《決鬥》發表於此期；因對中國社會弊端及改革有同感，再次表示仰望之情：「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審何日始克返國相見……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足下能有暇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饗國人耶？」——這裏，二人再次表示了藉助西方文明，推動中國社會整體的徹底的改造，而不是某一方麵的改革的意向。
在苦等上述陳獨秀第一封回信而未到之時，胡適翻閱手頭的《青年雜誌》，看到陳獨秀寫的《歐洲文藝史譚》和與張永言談歐洲文藝發展史的通信，猶如孤旅苦戰中遇到援兵，又觸發他8月21日給陳寫信的衝動。因為陳在文章和通信中，講述了歐洲文藝史的發展，恰與胡適講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不謀而合，都是「文學革命史」。
陳認為歐洲文藝的發展是從古典主義進到理想主義，再進到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其復古保守之病，與中國相通：「歐文中古典主義，乃模擬古代文體，語必典雅，援引希臘、羅馬神話，以眩贍富，堆砌成篇，了無真意。吾國文學，舉有此病，駢文尤爾。詩人擬古，畫家仿古，亦復如此。理想主義，視此較有活氣，不為古人所囿。然或懸擬人格，或描寫神聖，脫離現實，夢入想像之黃金世界，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自然科學實證哲學同時進步。此乃人類思想由虛入實之一貫精神也。」[48]
在《歐洲文藝史譚》中，陳獨秀論證歐洲文藝為什麽有這樣的變革時說：「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麵時代，喧傳歐土，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製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更進而為自然主義。」[49]由於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作家反映和歌頌這樣的時代變遷，因此，「蓋代文豪而為大思想家著稱於世」。[50]
胡適在給陳的信中，另一方麵欣喜在美國「苦鬥」中終於在國內找到了第一個知音，讚賞地說：「足下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此言是也」；更欽佩「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另一方麵猛烈批判「今日之文學腐敗極矣」：「適嚐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彎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他還用杜甫、屈原等人的一些作品證明了「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傳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又直言指出《青年雜誌》第3號上發表的謝無量的長篇詩作《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用古典套語一百」，而陳獨秀以「記者按語」卻贊其為「希世之音」：「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良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隻有此工力，無此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誇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欸，於此征也。」胡適說陳：一麵在與張永言的答信中，主張寫實主義，一麵又如此恭維謝的詩，是「自相矛盾之誚」（胡適後來說：陳「也承認他矛盾」）。陳在回信中說：「以提倡寫實主義之雜誌，而錄古典主義之詩，一經足下指斥，曷勝慚感！」但又解釋因今之文藝界寫實作品太少，本誌文藝欄「不得已偶錄一二詩，乃以其為寫景敘情之作，非同無病而呻」。
胡適信的最後，鄭重推出其在美國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當時正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同時又與梅光迪等人爭論文學革命問題，無暇他顧，但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的再三催促，就在次年2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了陳獨秀，並在信中向陳披露了「創造新文學」的意見：「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作老祖宗新文學可言也。」[47]
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獨秀對胡適這一封信的答覆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2卷第1號的時候——8月13日（1916年）寄出，一開始就表示「罪甚罪甚」，並通知他《決鬥》發表於此期；因對中國社會弊端及改革有同感，再次表示仰望之情：「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審何日始克返國相見……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足下能有暇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饗國人耶？」——這裏，二人再次表示了藉助西方文明，推動中國社會整體的徹底的改造，而不是某一方麵的改革的意向。
在苦等上述陳獨秀第一封回信而未到之時，胡適翻閱手頭的《青年雜誌》，看到陳獨秀寫的《歐洲文藝史譚》和與張永言談歐洲文藝發展史的通信，猶如孤旅苦戰中遇到援兵，又觸發他8月21日給陳寫信的衝動。因為陳在文章和通信中，講述了歐洲文藝史的發展，恰與胡適講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不謀而合，都是「文學革命史」。
陳認為歐洲文藝的發展是從古典主義進到理想主義，再進到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其復古保守之病，與中國相通：「歐文中古典主義，乃模擬古代文體，語必典雅，援引希臘、羅馬神話，以眩贍富，堆砌成篇，了無真意。吾國文學，舉有此病，駢文尤爾。詩人擬古，畫家仿古，亦復如此。理想主義，視此較有活氣，不為古人所囿。然或懸擬人格，或描寫神聖，脫離現實，夢入想像之黃金世界，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自然科學實證哲學同時進步。此乃人類思想由虛入實之一貫精神也。」[48]
在《歐洲文藝史譚》中，陳獨秀論證歐洲文藝為什麽有這樣的變革時說：「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麵時代，喧傳歐土，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製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更進而為自然主義。」[49]由於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作家反映和歌頌這樣的時代變遷，因此，「蓋代文豪而為大思想家著稱於世」。[50]
胡適在給陳的信中，另一方麵欣喜在美國「苦鬥」中終於在國內找到了第一個知音，讚賞地說：「足下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此言是也」；更欽佩「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另一方麵猛烈批判「今日之文學腐敗極矣」：「適嚐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彎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他還用杜甫、屈原等人的一些作品證明了「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傳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又直言指出《青年雜誌》第3號上發表的謝無量的長篇詩作《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用古典套語一百」，而陳獨秀以「記者按語」卻贊其為「希世之音」：「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良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隻有此工力，無此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誇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欸，於此征也。」胡適說陳：一麵在與張永言的答信中，主張寫實主義，一麵又如此恭維謝的詩，是「自相矛盾之誚」（胡適後來說：陳「也承認他矛盾」）。陳在回信中說：「以提倡寫實主義之雜誌，而錄古典主義之詩，一經足下指斥，曷勝慚感！」但又解釋因今之文藝界寫實作品太少，本誌文藝欄「不得已偶錄一二詩，乃以其為寫景敘情之作，非同無病而呻」。
胡適信的最後，鄭重推出其在美國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