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認為，這篇劄記是他文學革命思想的一個轉折點。後來他回顧說：這年二三月間，他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學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隻是『活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39]
在寫了《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後，胡適的研究工作繼續深入，並不斷取得成果。4月17日，作劄記《吾國文學三大病》：「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40]6月下旬，在與梅光迪辯論時，又明確提出文學應「普及最大多數國人」和「影響於世道人心」的功能的主張：「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嚐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41]
8月19日，胡適在復朱經農所勸「勿誤入歧途」的信時，第一次係統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事」綱領：「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1）不用典。（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5）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麵。（6）不作無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方麵。」
胡適把這「八事」寫信給另一位在美國的友人江亢虎時，也受到梅光迪那樣的反對。
很奇怪的是，胡適對文學革命的探討，在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竟然在大洋遠隔的這邊，找到了一個知音——陳獨秀。
此外，胡適這時期其他方麵的思想，與陳也有許多暗合之處。如對中國家族主義的批判，二人也是相同的：胡適認為中國的家庭對於社會儼若一敵國。「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私利者為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個人主義猶養成一種獨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私利於外，依賴於內，吾未見其善於彼也。」[42]他認為養成依賴性是中國家族製度的最大弊病。陳獨秀接著創辦《青年》，一開始就以西方的個人主義——人權說，批判中國的家族主義——儒家倫理。
後來文學革命起來後，即1918年10月15日，陳獨秀還在與胡適聯名答覆易宗夔的信中，明確表示不同意易提出的文學革命隻限於提倡「言文一致」而不必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破壞古文的主張，指出：「舊文學，舊政治，舊理論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謀改革，乃畏阻力而遷就之，此東方人之思想，改革數十年而毫無進步之最大原因也。」[43]
又如對於中國衰弱的原因，這時二人都看重國民性落後的內因，而忽視列強侵略的外因。陳以《自覺心與愛國心》為代表，胡適則在1915年3月3日寫給張亦農（即張奚若）的信中說：「今日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44]
又如對當時一些愛國誌士楊篤生等因一時挫折而自殺的現象，胡適認為：他們皆屬可以有為的人，以「蒿目時艱，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自解，其誌可哀，其愚可憫也」。主張以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希望所在，生命存焉」，殊以自殺為謬。陳獨秀對這種自殺行為的評價與胡適不一樣，認為與苟且偷生比，以自己的死來喚醒同胞，是悲壯的，精神可嘉，並非「其誌可哀」；但是「其愚可憫」，陳是同意的，因此他也不主張自殺。他一輩子受了多少挫折、多大打擊，從未產生自殺念頭。
兩人還有一個共同的處境：他們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革命思想和主張，不僅遭到元配和嗣父的反對，以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了那些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反對；胡適的革命思想，除了上麵提到的幾乎所有在美國的同學朋友的反對外，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胡適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所以，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二人又都決不妥協。
因此，陳、胡二人，雖然一個是早已出名的革命家，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經接觸，立即成為關係密切的忘年交（陳大胡12歲），特別在文學革命上，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正是在1915年的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信件卻在《甲寅》上刊了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45]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在寫了《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後，胡適的研究工作繼續深入，並不斷取得成果。4月17日，作劄記《吾國文學三大病》：「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40]6月下旬，在與梅光迪辯論時，又明確提出文學應「普及最大多數國人」和「影響於世道人心」的功能的主張：「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嚐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41]
8月19日，胡適在復朱經農所勸「勿誤入歧途」的信時，第一次係統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事」綱領：「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1）不用典。（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5）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麵。（6）不作無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方麵。」
胡適把這「八事」寫信給另一位在美國的友人江亢虎時，也受到梅光迪那樣的反對。
很奇怪的是，胡適對文學革命的探討，在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竟然在大洋遠隔的這邊，找到了一個知音——陳獨秀。
此外，胡適這時期其他方麵的思想，與陳也有許多暗合之處。如對中國家族主義的批判，二人也是相同的：胡適認為中國的家庭對於社會儼若一敵國。「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私利者為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個人主義猶養成一種獨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私利於外，依賴於內，吾未見其善於彼也。」[42]他認為養成依賴性是中國家族製度的最大弊病。陳獨秀接著創辦《青年》，一開始就以西方的個人主義——人權說，批判中國的家族主義——儒家倫理。
後來文學革命起來後，即1918年10月15日，陳獨秀還在與胡適聯名答覆易宗夔的信中，明確表示不同意易提出的文學革命隻限於提倡「言文一致」而不必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破壞古文的主張，指出：「舊文學，舊政治，舊理論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謀改革，乃畏阻力而遷就之，此東方人之思想，改革數十年而毫無進步之最大原因也。」[43]
又如對於中國衰弱的原因，這時二人都看重國民性落後的內因，而忽視列強侵略的外因。陳以《自覺心與愛國心》為代表，胡適則在1915年3月3日寫給張亦農（即張奚若）的信中說：「今日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44]
又如對當時一些愛國誌士楊篤生等因一時挫折而自殺的現象，胡適認為：他們皆屬可以有為的人，以「蒿目時艱，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自解，其誌可哀，其愚可憫也」。主張以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希望所在，生命存焉」，殊以自殺為謬。陳獨秀對這種自殺行為的評價與胡適不一樣，認為與苟且偷生比，以自己的死來喚醒同胞，是悲壯的，精神可嘉，並非「其誌可哀」；但是「其愚可憫」，陳是同意的，因此他也不主張自殺。他一輩子受了多少挫折、多大打擊，從未產生自殺念頭。
兩人還有一個共同的處境：他們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革命思想和主張，不僅遭到元配和嗣父的反對，以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了那些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反對；胡適的革命思想，除了上麵提到的幾乎所有在美國的同學朋友的反對外，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胡適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所以，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二人又都決不妥協。
因此，陳、胡二人，雖然一個是早已出名的革命家，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經接觸，立即成為關係密切的忘年交（陳大胡12歲），特別在文學革命上，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正是在1915年的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信件卻在《甲寅》上刊了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45]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