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其一生的轉折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
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就促進當時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深遠影響，獲得實際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變革，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國各小學「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各省教育廳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等，使中國在文字語言和文學以及書寫與印刷格式上，率先跨入近代化的大門。其影響之深刻，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還這樣說：當時我們「聽他（陳獨秀——引者）說要用白話文，文章要用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
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是胡適先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才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也是由胡適首先提出的，文學革命的序幕也是由胡適拉開的。早在1914年，胡適在研究中國古代律詩時就發現，「排律」並非古詩一貫本性，它可能起於排偶之賦。對偶之入詩，初僅偶一用之，自漢伊始，入晉成風，「賢如淵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詩佳處都不在排」。如此對古詩排律特性的否定，的確是他的獨到見解。因此，他主張「有心人」當「以歷史眼光求律詩之源流沿革」，推動吾國文學史的進步，流露出要打破這中國文學史上最古老的堡壘——排律詩的傳統，創作白話詩、白話文的最初意向。同時，他自己創設了標點符號釋例，嚐試白話文的寫作。而他對白話文的研究，卻受了一個怪人的激發。
那是1915年，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已經畢業於康奈爾大學，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他每月應得的費用，均由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擔任書記的鍾文鰲先生寄出。這位鍾先生可能在美國的時間長了，受傳教士和國內革命的影響，有一個怪行為，常利用發支票的機會，做一點社會改革的宣傳。胡適從信中取出支票時，總發現裏麵夾著些小傳單，上麵印著類似現在公益gg這樣的文字：「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多種樹，種樹有益」；「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等等。
胡適當時少年氣盛，對這樣的說教很厭惡。有一次，他接信後，以下犯上斥責鍾先生：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工夫，把漢文弄通了，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但是，信發出後，胡適自覺有些莽撞了：既然訓斥鍾先生不夠資格談論這個問題，難道自己就有資格談論這個問題了嗎？這「夠資格的人」，就應該用點心思才力去研究這個問題才是。[33]恰好，這一年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股的委員，於是便與學友趙元任等著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8月26日，他寫成《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在這篇文章裏，他明確提出了古文的文字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接著，他在與幾位同學好友的交往中，都紛紛作詩相送，並討論起文學來。他答贈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的詩都是白話詩，而且在詩中甚至明確提出「詩國革命」和「作詩如作文」的主張。答任鴻雋的詩曰：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34]
胡適在給梅光迪的詩中甚至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蜚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35]
胡適在此詩自跋中稱：「此種詩不過是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前不必有古人，後或可招來者。知我罪我，當於試驗之成敗定之耳。」[36]可見，文學革命的確起始於胡適。
但是，胡適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了周圍幾乎所有好友的反對。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樹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誌幸甚！中國文學幸甚！」[37]
胡適不為所動，堅持他的研究工作。4月5日，寫出《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認為：「文學革命，在吾國中非創見也。」以韻文為例，由三百篇變而為騷；又變為五七言古詩；賦而變為駢文；古詩而變為律詩；詩又變為詞；詞又變為曲，變為劇本，已經過六次革命。「文亦遭幾許革命矣。」由先秦諸子到漢代之文，由韓愈的「復古」散文到宋代的語錄體，到元代更出現了白話小說。針對梅光迪反對白話文、反對「俚俗文學」的尖銳批評，他特別強調：「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無可疑也。」可是，「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最後他驚呼：「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38]
這篇劄記，已經明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總目標是在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個目標後來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係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中國文字、文章、文學和語言能有今天這樣的進步，首先應該歸功於胡適和陳獨秀當年的開創性工作。
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就促進當時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深遠影響，獲得實際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變革，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國各小學「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各省教育廳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等，使中國在文字語言和文學以及書寫與印刷格式上，率先跨入近代化的大門。其影響之深刻，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還這樣說：當時我們「聽他（陳獨秀——引者）說要用白話文，文章要用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
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是胡適先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才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也是由胡適首先提出的，文學革命的序幕也是由胡適拉開的。早在1914年，胡適在研究中國古代律詩時就發現，「排律」並非古詩一貫本性，它可能起於排偶之賦。對偶之入詩，初僅偶一用之，自漢伊始，入晉成風，「賢如淵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詩佳處都不在排」。如此對古詩排律特性的否定，的確是他的獨到見解。因此，他主張「有心人」當「以歷史眼光求律詩之源流沿革」，推動吾國文學史的進步，流露出要打破這中國文學史上最古老的堡壘——排律詩的傳統，創作白話詩、白話文的最初意向。同時，他自己創設了標點符號釋例，嚐試白話文的寫作。而他對白話文的研究，卻受了一個怪人的激發。
那是1915年，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已經畢業於康奈爾大學，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他每月應得的費用，均由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擔任書記的鍾文鰲先生寄出。這位鍾先生可能在美國的時間長了，受傳教士和國內革命的影響，有一個怪行為，常利用發支票的機會，做一點社會改革的宣傳。胡適從信中取出支票時，總發現裏麵夾著些小傳單，上麵印著類似現在公益gg這樣的文字：「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多種樹，種樹有益」；「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等等。
胡適當時少年氣盛，對這樣的說教很厭惡。有一次，他接信後，以下犯上斥責鍾先生：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工夫，把漢文弄通了，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但是，信發出後，胡適自覺有些莽撞了：既然訓斥鍾先生不夠資格談論這個問題，難道自己就有資格談論這個問題了嗎？這「夠資格的人」，就應該用點心思才力去研究這個問題才是。[33]恰好，這一年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股的委員，於是便與學友趙元任等著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8月26日，他寫成《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在這篇文章裏，他明確提出了古文的文字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接著，他在與幾位同學好友的交往中，都紛紛作詩相送，並討論起文學來。他答贈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的詩都是白話詩，而且在詩中甚至明確提出「詩國革命」和「作詩如作文」的主張。答任鴻雋的詩曰：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34]
胡適在給梅光迪的詩中甚至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蜚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35]
胡適在此詩自跋中稱：「此種詩不過是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前不必有古人，後或可招來者。知我罪我，當於試驗之成敗定之耳。」[36]可見，文學革命的確起始於胡適。
但是，胡適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了周圍幾乎所有好友的反對。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樹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誌幸甚！中國文學幸甚！」[37]
胡適不為所動，堅持他的研究工作。4月5日，寫出《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認為：「文學革命，在吾國中非創見也。」以韻文為例，由三百篇變而為騷；又變為五七言古詩；賦而變為駢文；古詩而變為律詩；詩又變為詞；詞又變為曲，變為劇本，已經過六次革命。「文亦遭幾許革命矣。」由先秦諸子到漢代之文，由韓愈的「復古」散文到宋代的語錄體，到元代更出現了白話小說。針對梅光迪反對白話文、反對「俚俗文學」的尖銳批評，他特別強調：「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無可疑也。」可是，「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最後他驚呼：「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38]
這篇劄記，已經明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總目標是在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個目標後來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係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中國文字、文章、文學和語言能有今天這樣的進步，首先應該歸功於胡適和陳獨秀當年的開創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