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幾乎與被任為北大文科學長的同時，陳在蔡不知道的情況下，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元培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而這期的第一篇即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並且這期通信中還有一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如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這年8月號上。次年5月號上又發表了他的有關「大學改製」的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一期《新青年》上，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分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
這個事實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就這樣，蔡元培不拘一格聘人才，教育部「品學兼優」隨聲和，他們怎麽也沒有想到，此舉在中國近代史上意味著什麽！他們請出的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悟空。從此，沉睡數千年的舊中國，再也不得安寧。
陳獨秀也是一個爽快人，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就來北京。因為本來是來試幹三個月的，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來京了。由於《新青年》帶到北京，他的編輯部和住宅也就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於是，文科學長陳獨秀與理科學長夏元瑮地位突出，從上文那張薪金表上即可看出。陳獨秀是文科學長，與文科教員接觸後，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平。陳獨秀就把誌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了《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一校（北京大學）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於是，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做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31]二、「採取集議製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32]並從7月（《新青年》第5卷第1號）開始，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這樣，《新青年》就由一人刊物，轉變為多人編撰的同人刊物；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批判舊文化、扶持新文化的戰鬥檄文，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也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個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即這些「幹將」是怎樣陸續團結到陳獨秀身邊的？簡單的情況是這樣的。
1917年7月，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的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又兼文科教授。
1917年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9月，1916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熱烈支持陳獨秀的文化運動主張，並成為陳的得力助手。
同時，1916年在上海就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熱情投入新文化運動。
1917年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於是魯迅「一發不可收」，寫出了一篇篇代表文學革命實績的文章——《狂人日記》、《吶喊》……魯迅成為中國新文學巨匠，據他自己說，首先應歸功於不讓他在「鐵屋子」中等待死亡的「先驅者」、「主將」——陳獨秀。
1917年，魯迅在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職北大教授。
此外，這時在北大教員中，成為陳獨秀誌同道合、共同為新文化運動奮鬥的好友，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蔣介石「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高一涵，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在陳獨秀周圍，這個「新文化運動陣營」，真是人才濟濟，高朋滿座。所以說，陳獨秀在當時能領導起這樣一個在全國轟轟烈烈、至今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並不是偶然的。
自然，按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那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鬥爭是有的，「但隻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之分，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這個事實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就這樣，蔡元培不拘一格聘人才，教育部「品學兼優」隨聲和，他們怎麽也沒有想到，此舉在中國近代史上意味著什麽！他們請出的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悟空。從此，沉睡數千年的舊中國，再也不得安寧。
陳獨秀也是一個爽快人，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就來北京。因為本來是來試幹三個月的，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來京了。由於《新青年》帶到北京，他的編輯部和住宅也就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於是，文科學長陳獨秀與理科學長夏元瑮地位突出，從上文那張薪金表上即可看出。陳獨秀是文科學長，與文科教員接觸後，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平。陳獨秀就把誌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了《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一校（北京大學）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於是，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做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31]二、「採取集議製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32]並從7月（《新青年》第5卷第1號）開始，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這樣，《新青年》就由一人刊物，轉變為多人編撰的同人刊物；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批判舊文化、扶持新文化的戰鬥檄文，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也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個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即這些「幹將」是怎樣陸續團結到陳獨秀身邊的？簡單的情況是這樣的。
1917年7月，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的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又兼文科教授。
1917年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9月，1916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熱烈支持陳獨秀的文化運動主張，並成為陳的得力助手。
同時，1916年在上海就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熱情投入新文化運動。
1917年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於是魯迅「一發不可收」，寫出了一篇篇代表文學革命實績的文章——《狂人日記》、《吶喊》……魯迅成為中國新文學巨匠，據他自己說，首先應歸功於不讓他在「鐵屋子」中等待死亡的「先驅者」、「主將」——陳獨秀。
1917年，魯迅在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職北大教授。
此外，這時在北大教員中，成為陳獨秀誌同道合、共同為新文化運動奮鬥的好友，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蔣介石「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高一涵，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在陳獨秀周圍，這個「新文化運動陣營」，真是人才濟濟，高朋滿座。所以說，陳獨秀在當時能領導起這樣一個在全國轟轟烈烈、至今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並不是偶然的。
自然，按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那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鬥爭是有的，「但隻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之分，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