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沙用較多篇幅闡述孔儒的歷史麵目及其不足，指出：「孔子當春秋季世，雖稱顯學，不過九家之一。主張君權於七十二諸侯，復大非世卿，倡均富，掃清階級製度之弊，為平民所喜悅。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此種勢力，全由學說主張，足動當時上下之聽。」但是，「秦始皇摧殘學術，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於革命，魯諸儒遂持孔氏之祀器，往奔陳涉，此蓋以王者受命之符，運動陳王，堅其揭竿之誌……漢高祖震於儒家之威，鑒秦始覆轍，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歡心，是為孔子身後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禮。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智，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進而，易文在揭破「中國二千餘年尊孔大秘密」之後，詳細論述儒學自身的問題，駁斥了「以孔子一家之學術代表中國過去、未來之文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說教，指出：「孔子之學隻能渭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以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朕即國家之思想，不可施於政治，尤不可施於學術。三代文物，炳然大觀，豈一人所能統治」。[21]
易白沙如此評論孔子，似乎更能為廣大中間派人士所接受。
但是，必須指出，如城門失火，殃及魚池那樣，任何革命在摧毀舊事物的時候，總會發生一些偏頗的現象，那些不該否定的東西，在革命過後，也早晚會重新樹立起來。然而，要革命在「保證不發生偏差」的情況下才能爆發，卻是可笑的，因此總是指責革命的偏頗，指責新文化運動的「片麵性」和「絕對化」錯誤也是可笑的。
所以，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片麵性」「絕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靈仍在四處猖獗地活動，成為阻撓民主、科學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隻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製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泄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隻是主張漢字走拚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運動嗎？！是否可以這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片麵性，就沒有新文化運動。[22]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片麵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麵性」。人們總想折中、平穩地發展，但客觀事物和社會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自然，作為歷史反思，我們應該在以後的歷史轉折時期，盡量減少矯枉過正帶來的負麵影響。
蔡元培三顧茅廬請出「總司令」
按照魯迅的感覺，初期的《新青年》（主要是上海時期再加到北京後的初期）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形成「運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運動」，當然從1915年《青年》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的運動的轉折點，是《新青年》移到北京，而關鍵性的人物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大學士，早就是清王朝的背叛者，他曾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曾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時，他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失敗後，赴歐洲留學、考察，著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製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西方一些國家所以先進強盛，都是由於教育發達，因而，國民文化素質高，人才輩出，科學昌明。而中國所以落後，是由於教育不發達，因而，國民文化素質低下，人才奇缺，科學不昌明。1916年9月，他還在法國時，即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廉的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他施展自己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當他回到上海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他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他卻回答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23]可見其教育救國思想之堅定。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易白沙如此評論孔子，似乎更能為廣大中間派人士所接受。
但是，必須指出，如城門失火，殃及魚池那樣，任何革命在摧毀舊事物的時候，總會發生一些偏頗的現象，那些不該否定的東西，在革命過後，也早晚會重新樹立起來。然而，要革命在「保證不發生偏差」的情況下才能爆發，卻是可笑的，因此總是指責革命的偏頗，指責新文化運動的「片麵性」和「絕對化」錯誤也是可笑的。
所以，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片麵性」「絕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靈仍在四處猖獗地活動，成為阻撓民主、科學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隻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製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泄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隻是主張漢字走拚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運動嗎？！是否可以這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片麵性，就沒有新文化運動。[22]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片麵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麵性」。人們總想折中、平穩地發展，但客觀事物和社會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自然，作為歷史反思，我們應該在以後的歷史轉折時期，盡量減少矯枉過正帶來的負麵影響。
蔡元培三顧茅廬請出「總司令」
按照魯迅的感覺，初期的《新青年》（主要是上海時期再加到北京後的初期）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形成「運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運動」，當然從1915年《青年》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的運動的轉折點，是《新青年》移到北京，而關鍵性的人物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大學士，早就是清王朝的背叛者，他曾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曾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時，他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失敗後，赴歐洲留學、考察，著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製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西方一些國家所以先進強盛，都是由於教育發達，因而，國民文化素質高，人才輩出，科學昌明。而中國所以落後，是由於教育不發達，因而，國民文化素質低下，人才奇缺，科學不昌明。1916年9月，他還在法國時，即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廉的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他施展自己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當他回到上海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他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他卻回答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23]可見其教育救國思想之堅定。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