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青年（陳獨秀）
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陳獨秀）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高一涵）
今日之教育方針（陳獨秀）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續本卷一號）（高一涵）
抵抗力（陳獨秀）
民約與邦本（高一涵）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續本卷二號）（高一涵）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陳獨秀）
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高一涵）
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高一涵）
一九一六年（陳獨秀）
我（易白沙）
自治與自由（高一涵）
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守常讀《新青年》，見餘文，知在東京，訪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製事起，東京有留學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餘名，轉輾詢問，始得餘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餘覽片竟不知為何許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餘半年矣，此為餘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1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了《新青年》編輯部，開創了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麽四川的吳虞則注重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最富戰鬥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陳獨秀對於吳虞文章的讚賞，如同《新青年》第1卷中對高一涵的文章一樣，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麵的第二篇的位置：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吳虞）
對德外交（陳獨秀）
讀荀子書後（吳虞）
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陳獨秀）
消極革命之老莊（吳虞）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陳獨秀）
禮論（吳虞）
時局雜感（陳獨秀）
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吳虞）
下一期即第3卷第5號，隻在中間插了一篇劉半農的文章：
近代西洋教育（陳獨秀）
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劉半農）
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吳虞）
截止到1922年，即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獨秀心目中的地位。
陳獨秀所以如此安排吳虞的文章，是由於當時吳虞給陳的一封信引起的。信中說1906年吳遊日本時曾作詩數首，「注中多『非儒』之說」。歸國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對照研究西方孟德斯鳩等人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十年以來，粗有所見」，寫了以上諸篇，並在投登《甲寅》的《辛亥雜詩》中，發表了「非儒」心得。吳虞認為：「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製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信中又說道，這些「非儒」文章，由於內務部朱啟鈐電令封禁，「成都報紙，不甚敢登載」。「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塵清監，教之為幸。」[18]
陳獨秀接讀此文，如同又得一知音，當然十分激動，回信說：早「聞知先生為蜀中名宿。《甲寅》所錄大作（指《辛亥雜詩》——引者），即是仆所選載，且妄加圈識。欽仰久矣！茲獲讀手教並大文，榮幸無似」。並表示：尊著倘全數寄賜，載於《青年》，「嘉惠後學，誠盛事也」。接著，陳獨秀高屋建瓴地闡述了與吳同樣的「非儒」觀點：「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於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最後，他對吳虞的文章寄予極高的期望：「神州大氣，腐穢蝕人，西望峨眉，教之為幸，瞻仰弗及我勞如何！」[19]
由於吳虞與陳獨秀以上的關係，1919年，吳虞也被邀請到北大任教。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助其創辦《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上海時期，他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麵的文章，也很突出。上述吳虞給陳獨秀的那封信中說「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從而引發他寄「非儒」諸篇的，具體是指易白沙的《孔子平議》。
易白沙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的研究，批評中肯，也比較平允，所以他用了《孔子平議》的標題。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保護。文章說：「天下論孔子者，約分兩端：一謂今日風俗、人心之壞，學問之無進化，謂孔子為之厲階；一謂欲正人心、端風俗，勵學問，非人人崇拜孔子，無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說也。」[20]
眾所周知，這裏說的第一端，即是當時陳獨秀非儒給保守派的口實，也是後來評論新文化運動的一般學者，在肯定新文化運動成績後，總要說上的幾句話。雖然陳獨秀一再申明，他所批判的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質的毒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適合現代生活，並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它的反宗教鬼神思想、它的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但是，人們無視這些，硬說陳和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全盤否定儒家學說，顯然偏頗。這裏除了這些批評者自己偏頗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為了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的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麵上，而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麵如何如何。
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陳獨秀）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高一涵）
今日之教育方針（陳獨秀）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續本卷一號）（高一涵）
抵抗力（陳獨秀）
民約與邦本（高一涵）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續本卷二號）（高一涵）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陳獨秀）
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高一涵）
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高一涵）
一九一六年（陳獨秀）
我（易白沙）
自治與自由（高一涵）
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守常讀《新青年》，見餘文，知在東京，訪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製事起，東京有留學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餘名，轉輾詢問，始得餘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餘覽片竟不知為何許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餘半年矣，此為餘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1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了《新青年》編輯部，開創了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麽四川的吳虞則注重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最富戰鬥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陳獨秀對於吳虞文章的讚賞，如同《新青年》第1卷中對高一涵的文章一樣，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麵的第二篇的位置：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吳虞）
對德外交（陳獨秀）
讀荀子書後（吳虞）
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陳獨秀）
消極革命之老莊（吳虞）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陳獨秀）
禮論（吳虞）
時局雜感（陳獨秀）
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吳虞）
下一期即第3卷第5號，隻在中間插了一篇劉半農的文章：
近代西洋教育（陳獨秀）
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劉半農）
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吳虞）
截止到1922年，即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獨秀心目中的地位。
陳獨秀所以如此安排吳虞的文章，是由於當時吳虞給陳的一封信引起的。信中說1906年吳遊日本時曾作詩數首，「注中多『非儒』之說」。歸國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對照研究西方孟德斯鳩等人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十年以來，粗有所見」，寫了以上諸篇，並在投登《甲寅》的《辛亥雜詩》中，發表了「非儒」心得。吳虞認為：「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製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信中又說道，這些「非儒」文章，由於內務部朱啟鈐電令封禁，「成都報紙，不甚敢登載」。「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塵清監，教之為幸。」[18]
陳獨秀接讀此文，如同又得一知音，當然十分激動，回信說：早「聞知先生為蜀中名宿。《甲寅》所錄大作（指《辛亥雜詩》——引者），即是仆所選載，且妄加圈識。欽仰久矣！茲獲讀手教並大文，榮幸無似」。並表示：尊著倘全數寄賜，載於《青年》，「嘉惠後學，誠盛事也」。接著，陳獨秀高屋建瓴地闡述了與吳同樣的「非儒」觀點：「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於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最後，他對吳虞的文章寄予極高的期望：「神州大氣，腐穢蝕人，西望峨眉，教之為幸，瞻仰弗及我勞如何！」[19]
由於吳虞與陳獨秀以上的關係，1919年，吳虞也被邀請到北大任教。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助其創辦《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上海時期，他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麵的文章，也很突出。上述吳虞給陳獨秀的那封信中說「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從而引發他寄「非儒」諸篇的，具體是指易白沙的《孔子平議》。
易白沙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的研究，批評中肯，也比較平允，所以他用了《孔子平議》的標題。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保護。文章說：「天下論孔子者，約分兩端：一謂今日風俗、人心之壞，學問之無進化，謂孔子為之厲階；一謂欲正人心、端風俗，勵學問，非人人崇拜孔子，無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說也。」[20]
眾所周知，這裏說的第一端，即是當時陳獨秀非儒給保守派的口實，也是後來評論新文化運動的一般學者，在肯定新文化運動成績後，總要說上的幾句話。雖然陳獨秀一再申明，他所批判的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質的毒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適合現代生活，並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它的反宗教鬼神思想、它的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但是，人們無視這些，硬說陳和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全盤否定儒家學說，顯然偏頗。這裏除了這些批評者自己偏頗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為了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的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麵上，而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麵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