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陳獨秀認為倫理的覺悟比政治覺悟具有更深的層次：「吾敢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8]
正因為在陳獨秀的思想中啟蒙與救亡是統一的，所以，在他批判舊文化的文字中，處處從當時中國的危亡形勢出發，緊扣救亡主題。
如：強調改造國民性重要時，他說：「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為強敵，為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為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視所需乎為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之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強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其滅自滅也。」[9]
批判獨尊儒術時，他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無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0]
所以，陳獨秀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一開始就與後來加入運動的胡適等「純文化運動派」不一樣，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與胡適派決裂而轉向政治救亡，乃是自然的結果。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從來沒有忘記過政治救亡。
如果說批判儒家倫理是陳獨秀發起的這場運動高揚民主精神的體現，那麽，批判宗教迷信、批判舊文學、舊教育，則更多地體現了科學精神。
對於中國人的宗教迷信傳統和老莊退讓苟安忍辱哲學，陳獨秀認為是造成中國國民性腐敗墮落的最大原因之一，並且完全適合儒家奴隸倫理的需要，所以，新文化運動對其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說：「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之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於焉以斬。」[11]又說：「老尚雌退，儒尚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為大盜；貞直之士，謂為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雲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不可得也！」[12]「苟安忍辱，惡聞戰爭，為吾華人最大病根，數千年來屈服於暴君、異族之下者，隻以此耳。」[13]
如此批判佛教老莊哲學，確有振聾發聵、驚世醒言之力。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從創刊到遷移北京前的上海時期，攻擊的主要矛頭是儒家倫理和佛老學說，即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這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而且他發揚主編《安徽俗話報》時期的精神，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不僅寫主打文章，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還以「記者」為筆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所以，這時期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而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往往在一期上出現他署名「陳獨秀」或「獨秀」的文章不止一篇，如第1卷第1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兩篇譯作。第1卷第3號、2卷2號、2卷4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再加上他寫的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麽，他在每期上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所以，後來收集起來出版的這時期（到1922年止）《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但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發軔期陳獨秀篳路藍縷、孤軍奮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14]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時還沒有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而《新青年》的初期，還沒有像魯迅說的那麽糟。
這時期的《新青年》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但緊緊圍繞陳獨秀文章的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主要有三個人，高一涵、易白沙、吳虞。而高、吳並不在陳身邊，一個遠在日本，一個遠在四川。
高一涵可以說是陳獨秀進行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他雖比陳小六歲，但早年與陳有很多相同的經歷。他是陳的安徽同鄉，幼年也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並中過秀才。後來，他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並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未果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民國初年，他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係，係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這為他以後成為陳獨秀得力助手、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奠定了專業基礎。在此期間，他被「頭號政論家」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的主要編者，於是與同在編輯部的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誌，二人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15]因此，陳獨秀回國後創刊《新青年》，便向他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當時因《甲寅》也遷回上海，高一涵一時生活困難，陳獨秀的約稿，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後來他回憶說：「餘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餘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餬口。」[16]而陳獨秀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他的主打文章下麵，成為貫徹《新青年》宗旨的重要言論：闡述西方民主政治製度、民主與專製的區別，民主與自由的關係、國家與國民的關係以及青年與人生的價值等。如第一卷頭五期的前二、三篇稿件安排：
正因為在陳獨秀的思想中啟蒙與救亡是統一的，所以，在他批判舊文化的文字中，處處從當時中國的危亡形勢出發，緊扣救亡主題。
如：強調改造國民性重要時，他說：「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為強敵，為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為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視所需乎為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之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強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其滅自滅也。」[9]
批判獨尊儒術時，他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無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0]
所以，陳獨秀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一開始就與後來加入運動的胡適等「純文化運動派」不一樣，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與胡適派決裂而轉向政治救亡，乃是自然的結果。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從來沒有忘記過政治救亡。
如果說批判儒家倫理是陳獨秀發起的這場運動高揚民主精神的體現，那麽，批判宗教迷信、批判舊文學、舊教育，則更多地體現了科學精神。
對於中國人的宗教迷信傳統和老莊退讓苟安忍辱哲學，陳獨秀認為是造成中國國民性腐敗墮落的最大原因之一，並且完全適合儒家奴隸倫理的需要，所以，新文化運動對其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說：「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之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於焉以斬。」[11]又說：「老尚雌退，儒尚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為大盜；貞直之士，謂為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雲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不可得也！」[12]「苟安忍辱，惡聞戰爭，為吾華人最大病根，數千年來屈服於暴君、異族之下者，隻以此耳。」[13]
如此批判佛教老莊哲學，確有振聾發聵、驚世醒言之力。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從創刊到遷移北京前的上海時期，攻擊的主要矛頭是儒家倫理和佛老學說，即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這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而且他發揚主編《安徽俗話報》時期的精神，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不僅寫主打文章，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還以「記者」為筆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所以，這時期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而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往往在一期上出現他署名「陳獨秀」或「獨秀」的文章不止一篇，如第1卷第1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兩篇譯作。第1卷第3號、2卷2號、2卷4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再加上他寫的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麽，他在每期上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所以，後來收集起來出版的這時期（到1922年止）《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但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發軔期陳獨秀篳路藍縷、孤軍奮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14]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時還沒有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而《新青年》的初期，還沒有像魯迅說的那麽糟。
這時期的《新青年》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但緊緊圍繞陳獨秀文章的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主要有三個人，高一涵、易白沙、吳虞。而高、吳並不在陳身邊，一個遠在日本，一個遠在四川。
高一涵可以說是陳獨秀進行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他雖比陳小六歲，但早年與陳有很多相同的經歷。他是陳的安徽同鄉，幼年也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並中過秀才。後來，他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並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未果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民國初年，他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係，係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這為他以後成為陳獨秀得力助手、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奠定了專業基礎。在此期間，他被「頭號政論家」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的主要編者，於是與同在編輯部的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誌，二人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15]因此，陳獨秀回國後創刊《新青年》，便向他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當時因《甲寅》也遷回上海，高一涵一時生活困難，陳獨秀的約稿，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後來他回憶說：「餘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餘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餬口。」[16]而陳獨秀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他的主打文章下麵，成為貫徹《新青年》宗旨的重要言論：闡述西方民主政治製度、民主與專製的區別，民主與自由的關係、國家與國民的關係以及青年與人生的價值等。如第一卷頭五期的前二、三篇稿件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