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愛國心與自覺心》發表後近一年的觀察與思索，陳獨秀對自己提出的問題：中國人為什麽沒有近代西方人那樣的「自覺心」，怎樣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等等，已經找到答案，不必再用那種「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手法，去刺激昏睡中的中國人民，而可以用正麵闡述、宣傳教育的方法來改造國民性。但由於中國人受封建思想毒害太久太深，同樣也要用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話語，去喝醒他們。在相當於《青年雜誌》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以極其鮮明的文字，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的標準：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4]
任何一個思想家提出先進思想都不可能脫離那個時代的背景。陳獨秀提出的這六條標準，與梁啓超的「新民」標準一樣，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即「以個人為本位」（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5]但是，在中國那個時代，唯有這個思想是先進的、科學的。
同時，與古今中外一切進步的思想家一樣，陳獨秀也把拯救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6]所以，這六條標準，首先是新青年的標準。
說也湊巧，《青年雜誌》出了幾期後因聲名鵲起，引起了基督教上海青年會的抗議，說此雜誌因與他們辦的《上海青年雜誌》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錯誤。因為當時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經註冊後，遇有他人翻印仿製及其他各種假冒方法損害其權利時，得提起訴訟。其實《青年雜誌》是月刊，《上海青年雜誌》是周刊，無論刊名、周期和內容，二者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出版方陳氏兄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官司，就由陳子壽到陳獨秀住宅商量，擬將雜誌改名為《新青年》。當時汪孟鄒也在座，贊成改名。陳獨秀亦隻好同意。所以，這次改名，並非出自陳獨秀的本意。這從當時（1916年8月13日）陳給胡適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戰事延刊多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於是，從1916年9月1日即《青年雜誌》創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為《新青年》。想不到，正是這個名字，連同「陳獨秀」之字，在中國歷史上樹立起一塊永恆的豐碑。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又指出，這六條標準的基本精神是「科學」與「民主」：「國人而俗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開始時，講民主側重於「人權」即爭取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隨著運動的深入，如提出「德先生」、「賽先生」時，他把民主擴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等一切領域，而「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當以科學與民主並重，「若舟車之有兩輪焉」。
這樣，陳獨秀在《青年雜誌》開篇就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序幕。
從此，陳獨秀聯合遠近誌同道合的戰友，向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特別是其最落後、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與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些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持續的、猛烈的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驚世駭俗、影響深廣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統稱其為「新文化運動」，由於其結果直接導致了另一個偉大事件——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因此又稱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震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倫理學說即倫理革命上，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自主人格，沒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振興中華。因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7]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繫起來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這也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的一貫思想。
國家的政治救亡，必須從國民的文化革命開始。這個思想無疑是新穎而深刻的。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結構是：政治上是封建專製的統治體製，支撐它的支柱是三根：一、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二、儒家倫理思想為中心的封建文化，包括「文以載道」、宣教儒家倫理思想的舊文學，灌輸這個思想並教育青年隻知個人升官發財的舊教育，和教人認天命、不抗爭、迷信鬼神的佛教和消極退讓的老莊哲學；三、時時想滅亡中國、遭到抵製後轉而支持中國封建統治者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隻是觸動了一下政治體製而未動搖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把主要攻擊矛頭集中到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倫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統治下沉睡的廣大人民喚醒，人人成為有獨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權的戰士，自然具有空前偉大的意義。陳獨秀的思想邏輯是：隻有自由獨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獨立的國家。同時，這次還與他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係、從「家」的利益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家族」（封建社會基石）的關係，即「個人」利益（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即從改造社會的社會革命入手，來拯救國家的命運，具有更深刻、更徹底的意義。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4]
任何一個思想家提出先進思想都不可能脫離那個時代的背景。陳獨秀提出的這六條標準，與梁啓超的「新民」標準一樣，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即「以個人為本位」（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5]但是，在中國那個時代，唯有這個思想是先進的、科學的。
同時，與古今中外一切進步的思想家一樣，陳獨秀也把拯救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6]所以，這六條標準，首先是新青年的標準。
說也湊巧，《青年雜誌》出了幾期後因聲名鵲起，引起了基督教上海青年會的抗議，說此雜誌因與他們辦的《上海青年雜誌》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錯誤。因為當時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經註冊後，遇有他人翻印仿製及其他各種假冒方法損害其權利時，得提起訴訟。其實《青年雜誌》是月刊，《上海青年雜誌》是周刊，無論刊名、周期和內容，二者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出版方陳氏兄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官司，就由陳子壽到陳獨秀住宅商量，擬將雜誌改名為《新青年》。當時汪孟鄒也在座，贊成改名。陳獨秀亦隻好同意。所以，這次改名，並非出自陳獨秀的本意。這從當時（1916年8月13日）陳給胡適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戰事延刊多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於是，從1916年9月1日即《青年雜誌》創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為《新青年》。想不到，正是這個名字，連同「陳獨秀」之字，在中國歷史上樹立起一塊永恆的豐碑。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又指出，這六條標準的基本精神是「科學」與「民主」：「國人而俗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開始時，講民主側重於「人權」即爭取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隨著運動的深入，如提出「德先生」、「賽先生」時，他把民主擴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等一切領域，而「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當以科學與民主並重，「若舟車之有兩輪焉」。
這樣，陳獨秀在《青年雜誌》開篇就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序幕。
從此，陳獨秀聯合遠近誌同道合的戰友，向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特別是其最落後、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與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些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持續的、猛烈的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驚世駭俗、影響深廣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統稱其為「新文化運動」，由於其結果直接導致了另一個偉大事件——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因此又稱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震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倫理學說即倫理革命上，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自主人格，沒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振興中華。因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7]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繫起來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這也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的一貫思想。
國家的政治救亡，必須從國民的文化革命開始。這個思想無疑是新穎而深刻的。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結構是：政治上是封建專製的統治體製，支撐它的支柱是三根：一、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二、儒家倫理思想為中心的封建文化，包括「文以載道」、宣教儒家倫理思想的舊文學，灌輸這個思想並教育青年隻知個人升官發財的舊教育，和教人認天命、不抗爭、迷信鬼神的佛教和消極退讓的老莊哲學；三、時時想滅亡中國、遭到抵製後轉而支持中國封建統治者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隻是觸動了一下政治體製而未動搖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把主要攻擊矛頭集中到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倫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統治下沉睡的廣大人民喚醒，人人成為有獨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權的戰士，自然具有空前偉大的意義。陳獨秀的思想邏輯是：隻有自由獨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獨立的國家。同時，這次還與他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係、從「家」的利益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家族」（封建社會基石）的關係，即「個人」利益（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即從改造社會的社會革命入手，來拯救國家的命運，具有更深刻、更徹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