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章士釗在他回答讀者詰問斥責、替陳獨秀辯護的文章中，也努力把那種驚世駭俗的話轉移為老生常談。他認為「國不足愛」的話固然可以抵禦政府黨手中那個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國侵略者的危險。他提出了「解散國家說」。他說這是根據盧梭民約論的。國家是人民訂立的契約的產物，中國國家既然不好，我們可以宣布廢棄舊的契約，解散這個國家，然後訂立新的契約，建設新的國家。
其實，李大釗和章士釗的文章發表時，已是陳文發表八九個月之後了。這時，中國論壇風氣有很大的變化，因為發生了「二十一條」事件。人們看到陳獨秀的話完全應驗了：袁世凱這個惡政府，的確是亡國的政府；這個自稱是國家的惡國家，的確甚於無國家。那麽我們為什麽要忍受它的高壓統治呢？「自覺心」果然起來排擠「愛國心」了。李大釗信內就說到，他有一個朋友起初不以陳獨秀的議論為然，「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嘆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為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章士釗辯護信內也引證了梁啓超新寫的論文《痛定罪言》。梁啓超設為「客問」，提出若幹種理由說明「有國不優於無國」，而這些理由，梁啓超都說是「餘厥然無以應」的。梁感嘆說：「夫客之言雖曰偏宕，不詭於正乎。然事實既已若茲，則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嗚呼！吾見夫舉國人睊睊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聽敢質言耳。」章士釗引了這幾句話之後說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談宣言於眾也，勸人不為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為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君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昆製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試想：八九個月以前，陳獨秀那篇文章的議論為舉世所怪罵，如今據梁啓超說，持此議論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數當然是自發的，但不能說陳獨秀的文章沒有發生影響。所以，章士釗說陳獨秀是「汝南晨雞，先登壇喚」。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鄭超麟先生在1946年3月6日寫完一文評介陳獨秀《自覺心與愛國心》後，在《新青年》第5卷第3號發現了胡適一首新詩，題為《你莫忘記》。這首作於陳文五年後的詩，所要表達的思想觀點，竟然與陳文一樣，不過是把陳文變成了一首詩，不知是胡適受了陳文的啟發，還是英雄所見略同，至少說明陳文的思想具有何等的深刻性。茲錄於下：
（此稿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覺得這詩不值得存稿，所以沒有修改它。前天讀《太平洋中劫餘生》的通信，竟與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丟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指正——適）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強姦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是誰砍掉你的手指，
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
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跑罷，莫要同我們一齊死！
回來！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
總該不至——如此！
1914～1915年，陳獨秀在東京襄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期間，還結識了三個以後對他的人生有深刻影響的朋友：李大釗、吳虞和易白沙。李大釗與陳獨秀看來是以文會友認識的，除了那篇《厭世心與自覺心》與《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對話外，李大釗還向《甲寅》投有其他稿件。作為編輯，陳獨秀當然會通過其文，認識其人。二人風格雖不同，但救國救民之心是相通的。所以，後來二人在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等一係列改寫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攜手合作，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陳獨秀在《甲寅》期間編輯處理過多少來稿，現在難以查清，但後來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聞名的「蜀中名宿」吳虞的一組《辛亥雜詩》是陳所選載，「且妄加圈識」，陳為此對吳十分「欽仰」。[132]因此，吳虞接著就成為陳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中最得力的反孔主將。
易白沙與陳獨秀是同在《甲寅》的編輯。在工作中，陳獨秀十分欣賞易白沙的才識，因此，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時，易白沙與陳同往，成為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的主要助手。不過，1917年初，陳獨秀赴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並帶走《新青年》時，他沒有同往，而是先後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但因見政治日漸黑暗，憂國憂民的情結不能釋懷，1921年端午節那天，他學屈原，在廣東新會投水自殺。
陳獨秀則在屢起屢折後，不氣餒，不悲觀，決心開闢新的革命道路。
鄭超麟對陳獨秀不出來為自己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文章辯護，對章士釗的辯護和李大釗的批評及引申其旨的信，也不發表意見，感到很奇怪。章士釗當然勸過陳獨秀出來回答讀者的信，但是，陳在章士釗答文前一期《甲寅》發表的替蘇曼殊的《絳紗記》寫的序中，卻表示「視執筆為文寧擔大糞」。對此，鄭先生這樣解釋：
其實，李大釗和章士釗的文章發表時，已是陳文發表八九個月之後了。這時，中國論壇風氣有很大的變化，因為發生了「二十一條」事件。人們看到陳獨秀的話完全應驗了：袁世凱這個惡政府，的確是亡國的政府；這個自稱是國家的惡國家，的確甚於無國家。那麽我們為什麽要忍受它的高壓統治呢？「自覺心」果然起來排擠「愛國心」了。李大釗信內就說到，他有一個朋友起初不以陳獨秀的議論為然，「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嘆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為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章士釗辯護信內也引證了梁啓超新寫的論文《痛定罪言》。梁啓超設為「客問」，提出若幹種理由說明「有國不優於無國」，而這些理由，梁啓超都說是「餘厥然無以應」的。梁感嘆說：「夫客之言雖曰偏宕，不詭於正乎。然事實既已若茲，則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嗚呼！吾見夫舉國人睊睊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聽敢質言耳。」章士釗引了這幾句話之後說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談宣言於眾也，勸人不為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為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君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昆製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試想：八九個月以前，陳獨秀那篇文章的議論為舉世所怪罵，如今據梁啓超說，持此議論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數當然是自發的，但不能說陳獨秀的文章沒有發生影響。所以，章士釗說陳獨秀是「汝南晨雞，先登壇喚」。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鄭超麟先生在1946年3月6日寫完一文評介陳獨秀《自覺心與愛國心》後，在《新青年》第5卷第3號發現了胡適一首新詩，題為《你莫忘記》。這首作於陳文五年後的詩，所要表達的思想觀點，竟然與陳文一樣，不過是把陳文變成了一首詩，不知是胡適受了陳文的啟發，還是英雄所見略同，至少說明陳文的思想具有何等的深刻性。茲錄於下：
（此稿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覺得這詩不值得存稿，所以沒有修改它。前天讀《太平洋中劫餘生》的通信，竟與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丟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指正——適）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強姦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是誰砍掉你的手指，
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
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跑罷，莫要同我們一齊死！
回來！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
總該不至——如此！
1914～1915年，陳獨秀在東京襄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期間，還結識了三個以後對他的人生有深刻影響的朋友：李大釗、吳虞和易白沙。李大釗與陳獨秀看來是以文會友認識的，除了那篇《厭世心與自覺心》與《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對話外，李大釗還向《甲寅》投有其他稿件。作為編輯，陳獨秀當然會通過其文，認識其人。二人風格雖不同，但救國救民之心是相通的。所以，後來二人在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等一係列改寫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攜手合作，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陳獨秀在《甲寅》期間編輯處理過多少來稿，現在難以查清，但後來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聞名的「蜀中名宿」吳虞的一組《辛亥雜詩》是陳所選載，「且妄加圈識」，陳為此對吳十分「欽仰」。[132]因此，吳虞接著就成為陳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中最得力的反孔主將。
易白沙與陳獨秀是同在《甲寅》的編輯。在工作中，陳獨秀十分欣賞易白沙的才識，因此，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時，易白沙與陳同往，成為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的主要助手。不過，1917年初，陳獨秀赴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並帶走《新青年》時，他沒有同往，而是先後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但因見政治日漸黑暗，憂國憂民的情結不能釋懷，1921年端午節那天，他學屈原，在廣東新會投水自殺。
陳獨秀則在屢起屢折後，不氣餒，不悲觀，決心開闢新的革命道路。
鄭超麟對陳獨秀不出來為自己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文章辯護，對章士釗的辯護和李大釗的批評及引申其旨的信，也不發表意見，感到很奇怪。章士釗當然勸過陳獨秀出來回答讀者的信，但是，陳在章士釗答文前一期《甲寅》發表的替蘇曼殊的《絳紗記》寫的序中，卻表示「視執筆為文寧擔大糞」。對此，鄭先生這樣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