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愛國」是神聖不可動搖的傳統道德，任何人不敢也不能懷疑的情況下，陳獨秀的這種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言論，立即在輿論界引起強烈反響。
這篇文章是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的唯一一篇政論文章，對它與《甲寅》風格的不同，以及它在陳獨秀思想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鄭超麟有較深刻的論述。他說：
那唯一的論文，好象一顆炸彈放在甲寅雜誌中間，震動了全國論壇。
《甲寅》在陳獨秀思想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環，他開始從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會的改革了。
少年陳獨秀自我意識的覺醒恰是與中國資產階級開始其改革運動差不多同時的。五十多年前（甲寅雜誌出版前二十年）開始的改革運動本是多方麵的，它不僅改變傳統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變傳統的製度、禮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詩歌等等。總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來代替東方的封建的即前資本主義的一切。這運動開始三年後，未滿二十歲的陳獨秀就被吸引而積極參加成為很活躍的一員了。但不多久，政治事變緊張起來，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漸漸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後麵去。運動愈擴大，改革的範圍愈縮小而集中於政治，最後甚至集中於「排滿」和「起義」兩個意義上麵。人們疏忽了其他方麵的改革。不僅如此，為了加強排滿觀念，以增強起義力量原故，人們甚至與運動初期相反，去讚美中國舊的傳統而走上保存國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陳獨秀從加入改革運動以來就隨著運動的主流前進；他離開了主張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維新黨而走向主張革命的驅逐滿族的革命黨；他投身在聯絡會黨、遊說新軍、武裝暴動的行動裏麵；他參加安徽光復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據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最後他分擔了革命失敗的命運而過著亡命的生活。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當時無量數的誌士一般，雖不落在他人後麵，但也沒有表現什麽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敗和亡命給了他以閑暇，以思考的時間，讓他從容考慮更深刻的有關國家命運的問題。沒有特別表現的誌士所以成為後來的「洪水猛獸」，就是此次思考的結果。[130]
但是，在當時「愛國心」高於一切的情勢下，陳獨秀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彈，而且一致表示抗議。《甲寅》這一號出版後，停刊了幾個月，直到次年5月以後才在上海復刊。雜誌遷移是與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有關係的，因為這年5月出版的第五號上第一篇論文《時局痛言》就是評論此次「國恥」的。
到了8月出第八號，雜誌不能不答覆讀者的抗議了。因為章士釗得到了十幾封信，詰問斥責陳文「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看來，《甲寅》是沒有其他論文曾引起讀者寫了十多封信來詰問斥責的。可惜這十多封信中，除了那一句罵陳獨秀是「狂徒」的話外，隻發表了李大釗的一封，顯然，這時的李大釗與陳獨秀還沒有認識。
李大釗的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數投信者的意見，因為信寫得很委婉，雖表示抗議之意，卻無斥責之詞。信的標題用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以與陳文對應，批評陳文是「厭世」的，「傷感過甚」，「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辭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響「甚巨」；認為方今政象陰霾，眾生厭倦，「作者之責在於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激吾民之覺悟」。同時，李大釗也似乎感悟到了陳文有「言外之旨」，但它「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於是，他試著來「申獨秀君言外之旨」。
但是，他申述的結果，還是反駁陳獨秀的觀點的。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李大釗還不同意陳的「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的觀點，認為「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滅」。
因此，李大釗從陳文中引申出來的主張是：「吾民今日之責：一麵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麵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為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131]
看來，李大釗仍舊是把「愛國」置於一切之上的，仍舊認為惡國家究竟勝於無國家的。由此看到，李與陳從第一次文字接觸，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風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陳是機智而狂飆。李的議論固然不錯，但往往流於老生常談，但當時中國昏暗如磐，正需要驚世駭俗的吶喊和狂飆，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談。當然，當革命高潮到來時，機智與厚道、理智與狂飆就應該相得益彰了。
陳獨秀的機智，就在於針對當時的形勢，採取了「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國民大喝一聲。但是，這一聲能不能喚醒國民？如何讓中國人培養起「近世國家觀的自覺性」來？他自己在當時也沒有找到答案，隻知道十幾年來奮鬥的經驗證明，直接、單純地從政治革命入手不行。所以，李大釗「申獨秀君言外之旨」隻能是對陳文的膚淺闡釋。
這篇文章是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的唯一一篇政論文章，對它與《甲寅》風格的不同，以及它在陳獨秀思想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鄭超麟有較深刻的論述。他說：
那唯一的論文，好象一顆炸彈放在甲寅雜誌中間，震動了全國論壇。
《甲寅》在陳獨秀思想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環，他開始從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會的改革了。
少年陳獨秀自我意識的覺醒恰是與中國資產階級開始其改革運動差不多同時的。五十多年前（甲寅雜誌出版前二十年）開始的改革運動本是多方麵的，它不僅改變傳統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變傳統的製度、禮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詩歌等等。總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來代替東方的封建的即前資本主義的一切。這運動開始三年後，未滿二十歲的陳獨秀就被吸引而積極參加成為很活躍的一員了。但不多久，政治事變緊張起來，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漸漸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後麵去。運動愈擴大，改革的範圍愈縮小而集中於政治，最後甚至集中於「排滿」和「起義」兩個意義上麵。人們疏忽了其他方麵的改革。不僅如此，為了加強排滿觀念，以增強起義力量原故，人們甚至與運動初期相反，去讚美中國舊的傳統而走上保存國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陳獨秀從加入改革運動以來就隨著運動的主流前進；他離開了主張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維新黨而走向主張革命的驅逐滿族的革命黨；他投身在聯絡會黨、遊說新軍、武裝暴動的行動裏麵；他參加安徽光復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據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最後他分擔了革命失敗的命運而過著亡命的生活。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當時無量數的誌士一般，雖不落在他人後麵，但也沒有表現什麽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敗和亡命給了他以閑暇，以思考的時間，讓他從容考慮更深刻的有關國家命運的問題。沒有特別表現的誌士所以成為後來的「洪水猛獸」，就是此次思考的結果。[130]
但是，在當時「愛國心」高於一切的情勢下，陳獨秀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彈，而且一致表示抗議。《甲寅》這一號出版後，停刊了幾個月，直到次年5月以後才在上海復刊。雜誌遷移是與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有關係的，因為這年5月出版的第五號上第一篇論文《時局痛言》就是評論此次「國恥」的。
到了8月出第八號，雜誌不能不答覆讀者的抗議了。因為章士釗得到了十幾封信，詰問斥責陳文「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看來，《甲寅》是沒有其他論文曾引起讀者寫了十多封信來詰問斥責的。可惜這十多封信中，除了那一句罵陳獨秀是「狂徒」的話外，隻發表了李大釗的一封，顯然，這時的李大釗與陳獨秀還沒有認識。
李大釗的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數投信者的意見，因為信寫得很委婉，雖表示抗議之意，卻無斥責之詞。信的標題用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以與陳文對應，批評陳文是「厭世」的，「傷感過甚」，「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辭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響「甚巨」；認為方今政象陰霾，眾生厭倦，「作者之責在於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激吾民之覺悟」。同時，李大釗也似乎感悟到了陳文有「言外之旨」，但它「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於是，他試著來「申獨秀君言外之旨」。
但是，他申述的結果，還是反駁陳獨秀的觀點的。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李大釗還不同意陳的「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的觀點，認為「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滅」。
因此，李大釗從陳文中引申出來的主張是：「吾民今日之責：一麵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麵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為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131]
看來，李大釗仍舊是把「愛國」置於一切之上的，仍舊認為惡國家究竟勝於無國家的。由此看到，李與陳從第一次文字接觸，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風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陳是機智而狂飆。李的議論固然不錯，但往往流於老生常談，但當時中國昏暗如磐，正需要驚世駭俗的吶喊和狂飆，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談。當然，當革命高潮到來時，機智與厚道、理智與狂飆就應該相得益彰了。
陳獨秀的機智，就在於針對當時的形勢，採取了「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國民大喝一聲。但是，這一聲能不能喚醒國民？如何讓中國人培養起「近世國家觀的自覺性」來？他自己在當時也沒有找到答案，隻知道十幾年來奮鬥的經驗證明，直接、單純地從政治革命入手不行。所以，李大釗「申獨秀君言外之旨」隻能是對陳文的膚淺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