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文章在深刻揭露袁世凱政府「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殘民的罪惡活動後，驚呼「其欲保存惡國家哉，實欲以保存惡政府」，而「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
同時，他又指出，中國人受數千年封建傳統影響，沒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自覺心」，把忠君視為愛國；而且「吾國閉關日久，人民又不預政事，內外情勢，遂非所知」，即既不知建國之「目的」，又不知國家危險之情勢。「所以，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麵麵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夫非浮誇大，誠不能無所懷疑。然則立國既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
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家，所以無所謂亡國不亡國。於是，對照當時印度、朝鮮等國，文章的結論是：「窮究中國之國勢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
陳獨秀這篇文章，具有何等驚世駭俗的震撼力，隻有放到當時歷史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是「忠君」，所謂「忠為八德之首」。忠君也就是「愛國」，所謂「朕即國家」。所以，不忠君，不僅要殺頭，而且要滿門抄斬。幾千年來，圖書、戲劇、故事等，反覆宣傳這個道理。於是，老百姓就養成一種習慣，把一切國家大事身家性命，都託付給明君及清官。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清王朝連連失敗，一部分先進分子首先開始懷疑「忠君」的威權，但因為麵臨入侵，代替它的是「愛國」。鄭超麟說：「在『愛國』麵前，一切都須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國不能不愛。」起初，與陳獨秀一起戰鬥的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革命黨人，可以拿「愛國」為武器去攻擊保守派。可是後來保守派也可以拿「愛國」為武器去攻擊進步派了。康、梁保皇黨反對革命的諸論據中，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所以，革命黨人都是「不愛國」，都要幫助外國來瓜分中國。革命黨方麵隻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為理由去回答保皇黨，卻不敢進一步說：「在清王朝的腐敗統治之下，中國甚於被瓜分。」辛亥革命畢竟爆發了，而且革命勝利了，中國並未被列強瓜分去，革命黨似乎可以堵塞保皇黨之口了。然而，繼承清王朝政權的袁世凱，隻願意施行「偽共和」，卻不願對國民黨讓步。袁世凱所用的種種論據，最有力的仍是「黨人主張能召瓜分」。換一句話說，凡是主張內閣製、聯邦製的，主張削減總統和中央政府權力的，都是「不愛國」，因為都是要幫助外國來瓜分中國。何況此時歐戰爆發，國家主義成了時髦。英語民族盛行一句口號：「my country，right or wrong！」意思是說：「我的祖國做得對也好，做得錯也好，它總是我的祖國！」其他民族也有類似的口號。袁世凱更加振振有詞責令人們為了「愛國」起見，再不可反對他，而應當擁護他。
「愛國！」「愛國！」袁世凱政府及其輿論工具，以此口號標語為武器來攻擊那些失敗亡命的革命黨人，來責斥黨人的反政府言論和活動，《甲寅》雜誌也在內。「誰反對政府，誰就是不愛國！」在這個打擊之下，反對黨隻好低下頭來了。他們忙著聲明：他們反對政府仍是為了愛國。為此緣故，他們竭力從法理上說明「國家」和「政府」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但反對黨的這種抽象論據是不能駁倒政府黨那種現實論據的；無論法理上如何說得圓滿，國家和政府現實上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幸，當時輿論上流行的都是這類文章。人們不談政治的根本，隻談法理，隻注意上層政治製度問題，如什麽君主製和民主製、總統製和內閣製、統一製和聯邦製、一黨製和多黨製等。人們好像以為中國隻要採取而且實行良好的政製，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陳獨秀當時已經超出這種言論以外了。他已從上層政製問題走到政治根本問題。他明白，要抵抗政府黨手裏的「愛國」武器，乞靈於法理是沒有用的，分別什麽「真愛國」和「假愛國」，也是沒有用的；必須進一步檢討：什麽是國？如何去愛？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他首先提出「自覺心」來對抗「愛國心」。愛國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是有自覺心與之相對。「自覺心」至少與「愛國心」處於相等的地位，前者出於「智」，而後者出於「情」，二者不可偏廢。但這是就一般而言的。單就中國來說，則中國根本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家，根本「未嚐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既沒有國家，就談不上什麽「愛國」。所以首先要懂得什麽叫作國家，它以什麽為目的，它的情勢怎樣，即首先須有「自覺」。所以，在中國，自覺心不僅與愛國心並駕，而且駕愛國心而上之。
有了自覺心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麽要愛國。陳獨秀指出：國家不是絕對必須去愛的，國家必須本身值得我們愛，我們才去愛國。既然懂得「愛國」是以國家本身值得愛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國也不見得怎樣可怕。於是他說出了「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以保存惡政府」；「惡國家勝於無國家」的「危言」，並指出：「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嗚呼！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
同時，他又指出，中國人受數千年封建傳統影響，沒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自覺心」，把忠君視為愛國；而且「吾國閉關日久，人民又不預政事，內外情勢，遂非所知」，即既不知建國之「目的」，又不知國家危險之情勢。「所以，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麵麵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夫非浮誇大，誠不能無所懷疑。然則立國既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
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家，所以無所謂亡國不亡國。於是，對照當時印度、朝鮮等國，文章的結論是：「窮究中國之國勢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
陳獨秀這篇文章，具有何等驚世駭俗的震撼力，隻有放到當時歷史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是「忠君」，所謂「忠為八德之首」。忠君也就是「愛國」，所謂「朕即國家」。所以，不忠君，不僅要殺頭，而且要滿門抄斬。幾千年來，圖書、戲劇、故事等，反覆宣傳這個道理。於是，老百姓就養成一種習慣，把一切國家大事身家性命，都託付給明君及清官。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清王朝連連失敗，一部分先進分子首先開始懷疑「忠君」的威權，但因為麵臨入侵，代替它的是「愛國」。鄭超麟說：「在『愛國』麵前，一切都須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國不能不愛。」起初，與陳獨秀一起戰鬥的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革命黨人，可以拿「愛國」為武器去攻擊保守派。可是後來保守派也可以拿「愛國」為武器去攻擊進步派了。康、梁保皇黨反對革命的諸論據中，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所以，革命黨人都是「不愛國」，都要幫助外國來瓜分中國。革命黨方麵隻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為理由去回答保皇黨，卻不敢進一步說：「在清王朝的腐敗統治之下，中國甚於被瓜分。」辛亥革命畢竟爆發了，而且革命勝利了，中國並未被列強瓜分去，革命黨似乎可以堵塞保皇黨之口了。然而，繼承清王朝政權的袁世凱，隻願意施行「偽共和」，卻不願對國民黨讓步。袁世凱所用的種種論據，最有力的仍是「黨人主張能召瓜分」。換一句話說，凡是主張內閣製、聯邦製的，主張削減總統和中央政府權力的，都是「不愛國」，因為都是要幫助外國來瓜分中國。何況此時歐戰爆發，國家主義成了時髦。英語民族盛行一句口號：「my country，right or wrong！」意思是說：「我的祖國做得對也好，做得錯也好，它總是我的祖國！」其他民族也有類似的口號。袁世凱更加振振有詞責令人們為了「愛國」起見，再不可反對他，而應當擁護他。
「愛國！」「愛國！」袁世凱政府及其輿論工具，以此口號標語為武器來攻擊那些失敗亡命的革命黨人，來責斥黨人的反政府言論和活動，《甲寅》雜誌也在內。「誰反對政府，誰就是不愛國！」在這個打擊之下，反對黨隻好低下頭來了。他們忙著聲明：他們反對政府仍是為了愛國。為此緣故，他們竭力從法理上說明「國家」和「政府」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但反對黨的這種抽象論據是不能駁倒政府黨那種現實論據的；無論法理上如何說得圓滿，國家和政府現實上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幸，當時輿論上流行的都是這類文章。人們不談政治的根本，隻談法理，隻注意上層政治製度問題，如什麽君主製和民主製、總統製和內閣製、統一製和聯邦製、一黨製和多黨製等。人們好像以為中國隻要採取而且實行良好的政製，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陳獨秀當時已經超出這種言論以外了。他已從上層政製問題走到政治根本問題。他明白，要抵抗政府黨手裏的「愛國」武器，乞靈於法理是沒有用的，分別什麽「真愛國」和「假愛國」，也是沒有用的；必須進一步檢討：什麽是國？如何去愛？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他首先提出「自覺心」來對抗「愛國心」。愛國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是有自覺心與之相對。「自覺心」至少與「愛國心」處於相等的地位，前者出於「智」，而後者出於「情」，二者不可偏廢。但這是就一般而言的。單就中國來說，則中國根本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家，根本「未嚐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既沒有國家，就談不上什麽「愛國」。所以首先要懂得什麽叫作國家，它以什麽為目的，它的情勢怎樣，即首先須有「自覺」。所以，在中國，自覺心不僅與愛國心並駕，而且駕愛國心而上之。
有了自覺心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麽要愛國。陳獨秀指出：國家不是絕對必須去愛的，國家必須本身值得我們愛，我們才去愛國。既然懂得「愛國」是以國家本身值得愛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國也不見得怎樣可怕。於是他說出了「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以保存惡政府」；「惡國家勝於無國家」的「危言」，並指出：「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嗚呼！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