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者，章士釗一貫注重上層政製的改革，主張民主製，反對君主製；主張內閣製，反對總統製；主張聯邦製，反對總統製；主張多黨製，反對一黨製等，相信執政者能「有容」，擇賢「用才」，「調和立國」。陳獨秀則認為中國不能依靠執政者的覺悟來救國，必須要有一場徹底的革命。但是，如何來進行這場革命，他當時還沒有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說：「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那是一句反話，意思是在袁世凱統治下的中國，比做西方文明國家的殖民地還要黑暗。章士釗不解其意，說他「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
不過，從國家與社會的變革道路上說，二人的差別也正在於此，即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依靠上層改革與依靠人民革命之不同。這說明二人的分歧在此已經顯露。終於，在《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後移到上海出版時，陳獨秀早期與章士釗合作革命的「蜜月期」結束了。二人從此分道揚鑣，後來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釗不僅擁護北洋軍閥的統治，還當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長，參與了對1926年三一八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為此，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多次表示與他絕交。不過章士釗的「有容」倒是十分徹底，盡管陳獨秀對他如此劃清界限，他在1932年陳獨秀因反蔣抗日而被捕後，卻自告奮勇地要求為陳做辯護律師。於是，在法庭上，當他按自己的思想風格進行辯護時，發生了被告否定自己律師辯詞的怪事，一時傳為陳獨秀的佳話。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續終身。
所以，章士釗後來嘆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陳獨秀。[126]他說陳獨秀「因皖中賢士汪鑄希顏葛襄溫仲識之，言語峻利，好為斷製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人」。[127]正因為如此，陳獨秀1914年在《生機》那封信中寫盡的「社會狀態」，即使是當時「執筆終日的第一號政論家」章士釗也是不能言的。而更令章士釗和當時整個輿論界瞠目結舌的是，陳獨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筆名「獨秀」發表的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和革命奔波不斷受挫後的初步總結，在當時思想界的激烈爭論（改良與革命、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激進與緩進）中，是陳獨秀獨闢蹊徑，獨具慧眼，鶴立雞群的又一次表現。他批評了國人隻有傳統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中國人的這種素質，必然導致亡國滅種。
陳獨秀這個思想的中心觀點是「近代國家觀」。這個觀點，在1914年9月陳獨秀於日本江戶為章士釗以爛柯山人筆名寫的小說《雙枰記》所作的序中，已有醞釀。小說以他們二人親密的朋友何靡施（即梅士）經歷及最後自殺為原型，表現了國家與人民、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無情地鞭笞了專橫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習慣對人民與個人自由權利的摧殘；宣稱：「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128]
中國幾千年的「愛國傳統」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而對皇帝的「忠」高於一切，人民要為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權利，個人要為社會（宗族製度）犧牲自己的自由權利。陳獨秀現在要把它翻過來：團體要為個體維持權利，否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這又是與他給章士釗那封信中說的「國人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牢騷話，相呼應的。順著這個思想，他繼續探索下去，那麽出路在哪裏呢？當然不是讓「外人分割」，而團體——國家和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所以關鍵是人，中國人的素質，轉了一圈，又回來，還是他1904年辦《安徽俗話報》時提出的那個命題：「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在當時陷於革命連連失敗、政治黑暗的境遇中，思想是十分悲觀的。他在《雙枰記》序言中，借著何靡施自殺這個情節，想起這幾年在奮鬥中犧牲或自殺的另幾位戰友趙伯先、楊篤生、吳孟俠、陳星台等，在無限悲痛的同時，對今人的麻木與墮落，十分感嘆。他說：「十年前中國民黨之零丁孤苦，豈不更甚於今日」，但他們是「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不惜自戕以勵薄俗」，但「國人已忘其教訓」。他還自責說：「即予亦墮落不堪，愧對亡友」；「此實民族衰弱之徵」。那麽如何解決這個「國民性質」「民族衰弱」的問題呢？當年，他沒有找到答案，現在，他又有了十年的經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刻了。於是，他就寫了《愛國心與自覺心》。[129]
文章開宗明義：「範圍天下人心者，情與智二者而已。」但是，「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惟其無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關己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無智，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無自覺心。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嗚呼！國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接著，文章以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國家觀：「中國語言，亦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惟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欲以愛國詔國人者，不可不首明此義也」。所以，「愛國心，情之屬也。自覺心，智之屬也。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其蔽一也」。
不過，從國家與社會的變革道路上說，二人的差別也正在於此，即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依靠上層改革與依靠人民革命之不同。這說明二人的分歧在此已經顯露。終於，在《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後移到上海出版時，陳獨秀早期與章士釗合作革命的「蜜月期」結束了。二人從此分道揚鑣，後來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釗不僅擁護北洋軍閥的統治，還當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長，參與了對1926年三一八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為此，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多次表示與他絕交。不過章士釗的「有容」倒是十分徹底，盡管陳獨秀對他如此劃清界限，他在1932年陳獨秀因反蔣抗日而被捕後，卻自告奮勇地要求為陳做辯護律師。於是，在法庭上，當他按自己的思想風格進行辯護時，發生了被告否定自己律師辯詞的怪事，一時傳為陳獨秀的佳話。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續終身。
所以，章士釗後來嘆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陳獨秀。[126]他說陳獨秀「因皖中賢士汪鑄希顏葛襄溫仲識之，言語峻利，好為斷製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人」。[127]正因為如此，陳獨秀1914年在《生機》那封信中寫盡的「社會狀態」，即使是當時「執筆終日的第一號政論家」章士釗也是不能言的。而更令章士釗和當時整個輿論界瞠目結舌的是，陳獨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筆名「獨秀」發表的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和革命奔波不斷受挫後的初步總結，在當時思想界的激烈爭論（改良與革命、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激進與緩進）中，是陳獨秀獨闢蹊徑，獨具慧眼，鶴立雞群的又一次表現。他批評了國人隻有傳統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中國人的這種素質，必然導致亡國滅種。
陳獨秀這個思想的中心觀點是「近代國家觀」。這個觀點，在1914年9月陳獨秀於日本江戶為章士釗以爛柯山人筆名寫的小說《雙枰記》所作的序中，已有醞釀。小說以他們二人親密的朋友何靡施（即梅士）經歷及最後自殺為原型，表現了國家與人民、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無情地鞭笞了專橫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習慣對人民與個人自由權利的摧殘；宣稱：「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128]
中國幾千年的「愛國傳統」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而對皇帝的「忠」高於一切，人民要為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權利，個人要為社會（宗族製度）犧牲自己的自由權利。陳獨秀現在要把它翻過來：團體要為個體維持權利，否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這又是與他給章士釗那封信中說的「國人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牢騷話，相呼應的。順著這個思想，他繼續探索下去，那麽出路在哪裏呢？當然不是讓「外人分割」，而團體——國家和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所以關鍵是人，中國人的素質，轉了一圈，又回來，還是他1904年辦《安徽俗話報》時提出的那個命題：「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在當時陷於革命連連失敗、政治黑暗的境遇中，思想是十分悲觀的。他在《雙枰記》序言中，借著何靡施自殺這個情節，想起這幾年在奮鬥中犧牲或自殺的另幾位戰友趙伯先、楊篤生、吳孟俠、陳星台等，在無限悲痛的同時，對今人的麻木與墮落，十分感嘆。他說：「十年前中國民黨之零丁孤苦，豈不更甚於今日」，但他們是「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不惜自戕以勵薄俗」，但「國人已忘其教訓」。他還自責說：「即予亦墮落不堪，愧對亡友」；「此實民族衰弱之徵」。那麽如何解決這個「國民性質」「民族衰弱」的問題呢？當年，他沒有找到答案，現在，他又有了十年的經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刻了。於是，他就寫了《愛國心與自覺心》。[129]
文章開宗明義：「範圍天下人心者，情與智二者而已。」但是，「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惟其無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關己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無智，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無自覺心。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嗚呼！國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接著，文章以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國家觀：「中國語言，亦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惟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欲以愛國詔國人者，不可不首明此義也」。所以，「愛國心，情之屬也。自覺心，智之屬也。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其蔽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