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陳獨秀）的文章不合於《甲寅》的作風。人家談法理，論政製，他則要超出法理政製以上；人家始終把「愛國」置於一切之上，他則認為必須敢說「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為奴何事可怖」的話。此時，這話雖然私人談論時十人八九不以為怪，但出版物的編輯人究竟不願意發表出來的。
第二，他也必須有自己主編的雜誌。從發表那篇文章時起，他就積極計劃著自己辦雜誌了。他的老朋友（鄭後來對筆者說是汪孟鄒）還記得，甲寅年他就有辦雜誌的意思。他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雜誌終於成功。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鄭先生這個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陳獨秀認為對於那十幾封信的「詰問斥責」和章士釗、李大釗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兩封信可以解決的；同時，這類問題，也不是靠文字和話語可以釋疑的，更不是如梁啓超所說，一個「二十一條」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經覺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場規模浩大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改變國民性質。這才是陳獨秀要自己辦雜誌的根本理由。從參加革命以來，他基本上是輔助別人行動，如吳稚暉在《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總統代任大總統時代的內閣，即定於上海霞飛路章（士釗）先生的宅內。陳（仲甫）先生卻象演赤壁之戰：章先生充做諸葛亮，他充做魯肅，客散之前，客散之後，隻有他徘徊屏際。」[134]但是，倒袁以後的陳獨秀，不再是「魯肅」（別人的助手和秘書），而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了。
* * *
[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冊，中華書局，1981，第62頁。
[2] 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3] 蔡元培：《與黃克強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9頁。
[4] 參見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5] 《吳樾狙擊五大臣後倪嗣衝上袁世凱密稟》，該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台北）正中書局，1969，第588頁。
[6] 如鄒魯的《吳樾烈士歷史》、馮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吳樾》、章士釗的《書吳樾狙擊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民國人物傳》中之《吳樾》亦未脫此窠臼。
[7] 馬鴻亮：《吳樾烈士傳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第579頁。
[8]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9] 潘與吳樾是桐城同鄉，1902年留學日本警察科，畢業回國後，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銜，但他暗中與陳獨秀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
[10]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11]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2] 馬鴻亮：《吳樾烈士傳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第579頁。
[13] 吳樾：《與同誌某君書》，《暗殺時代》附書，《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4] 《趙聲遺詩》，《中國國民黨史稿》第5冊，中華書局，1960，第1391頁。
[15] 吳樾：《與同誌某君書》，《暗殺時代》附書，《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6] 曹亞伯：《楊篤生蹈海》，《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1冊。曹是楊的摯友。
[17]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8] 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20]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1]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2] 《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詞》，《追悼吳烈士大會紀念冊》1912年3月。
[23] 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5] 《雙秤記敘》，《甲寅》第1卷第4號。刊登在爛柯山人著的《雙枰記》內，沒有署名，但「敘」（即序）文一開始引陳獨秀作《存歿六絕句》詩中紀念何梅士一句詩後稱「此予辛亥年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絕句》之一也」。可見此序是陳獨秀所作。
[26] 田桐：《革命閑話》，《黨史史料叢刊》第4期，1945年。
[27] 陳獨秀：《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嚮導》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 《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 李則剛：《安徽歷史輯要》，油印稿。
[30] 高語罕：《百花亭畔》，亞東圖書館，1933，第35頁。
[31] 《安徽俗話報》第17期。按其半月刊時間安排，該刊第16、17期應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陳獨秀主持遷校事宜緣故，在該刊第19期《本報告白》中，說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第二，他也必須有自己主編的雜誌。從發表那篇文章時起，他就積極計劃著自己辦雜誌了。他的老朋友（鄭後來對筆者說是汪孟鄒）還記得，甲寅年他就有辦雜誌的意思。他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雜誌終於成功。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鄭先生這個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陳獨秀認為對於那十幾封信的「詰問斥責」和章士釗、李大釗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兩封信可以解決的；同時，這類問題，也不是靠文字和話語可以釋疑的，更不是如梁啓超所說，一個「二十一條」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經覺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場規模浩大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改變國民性質。這才是陳獨秀要自己辦雜誌的根本理由。從參加革命以來，他基本上是輔助別人行動，如吳稚暉在《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總統代任大總統時代的內閣，即定於上海霞飛路章（士釗）先生的宅內。陳（仲甫）先生卻象演赤壁之戰：章先生充做諸葛亮，他充做魯肅，客散之前，客散之後，隻有他徘徊屏際。」[134]但是，倒袁以後的陳獨秀，不再是「魯肅」（別人的助手和秘書），而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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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冊，中華書局，1981，第62頁。
[2] 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3] 蔡元培：《與黃克強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9頁。
[4] 參見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5] 《吳樾狙擊五大臣後倪嗣衝上袁世凱密稟》，該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台北）正中書局，1969，第588頁。
[6] 如鄒魯的《吳樾烈士歷史》、馮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吳樾》、章士釗的《書吳樾狙擊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民國人物傳》中之《吳樾》亦未脫此窠臼。
[7] 馬鴻亮：《吳樾烈士傳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第579頁。
[8]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9] 潘與吳樾是桐城同鄉，1902年留學日本警察科，畢業回國後，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銜，但他暗中與陳獨秀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
[10]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11]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2] 馬鴻亮：《吳樾烈士傳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3冊，第579頁。
[13] 吳樾：《與同誌某君書》，《暗殺時代》附書，《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4] 《趙聲遺詩》，《中國國民黨史稿》第5冊，中華書局，1960，第1391頁。
[15] 吳樾：《與同誌某君書》，《暗殺時代》附書，《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6] 曹亞伯：《楊篤生蹈海》，《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1冊。曹是楊的摯友。
[17]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18] 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 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20]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1]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2] 《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詞》，《追悼吳烈士大會紀念冊》1912年3月。
[23] 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 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跡》，《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25] 《雙秤記敘》，《甲寅》第1卷第4號。刊登在爛柯山人著的《雙枰記》內，沒有署名，但「敘」（即序）文一開始引陳獨秀作《存歿六絕句》詩中紀念何梅士一句詩後稱「此予辛亥年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絕句》之一也」。可見此序是陳獨秀所作。
[26] 田桐：《革命閑話》，《黨史史料叢刊》第4期，1945年。
[27] 陳獨秀：《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嚮導》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 《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 李則剛：《安徽歷史輯要》，油印稿。
[30] 高語罕：《百花亭畔》，亞東圖書館，1933，第35頁。
[31] 《安徽俗話報》第17期。按其半月刊時間安排，該刊第16、17期應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陳獨秀主持遷校事宜緣故，在該刊第19期《本報告白》中，說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