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鄒聽了陳獨秀的話並且受了他的幫助，到上海開了一家名為「亞東圖書館」的書店，主要經銷新式圖書，同時又是一個出版社，出版新式圖書。討袁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逃亡上海，就利用這個關係，結合自己的知識和興趣為其編寫書籍。
陳獨秀絕頂聰明，學識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幾個月工夫，在1913年冬，他就寫出一部文字學書稿《字義類例》。此書內容共分十類：假借、通用、引申、反訓、增益、俗誤、辨偽、異同、正俗、類似，類後有目，目下舉例。
正如王森然所論，陳獨秀作論寫書，必有創意，絕不無病呻吟，更不人雲亦雲。對於這本《字義類例》，他在自序中謙虛地說：「這本書是我於民國二年亡命上海閉戶過冬時做的，其中隻有解釋假借有點特殊的意見，要求讀者加以注意！」「近代學問重在分析，此書分析字義底淵源，於中學國文教員或者有點用處，我所以允許亞東主人將他出版。」[118]識者的評價更高一些，說其各目的舉例「極為詳明，而對於假借，尤其有特殊的意見，以近世視假借通用為同實異名，故或稱通假，陳氏則以造字之假借，為六書之專名，用字之假借屬之通用，而別之為兩類。識字，為讀字之初步，工夫似最淺近，翻閱是書，知真正識字，亦復不易也」。[119]
陳獨秀這裏所說的「近代學問重在分析」，分析就是獨立思考，就是尋找事物的客觀規律，就是創造發明，推動世界不斷前進。這是他抓住的人生真諦，不僅僅是做學問，進行政治改革，參加革命鬥爭，亦是如此。這是與提倡死記硬背、獨尊儒術的八股傳統根本對立的。
如前所述，陳獨秀當時還編了一部《模範英文教本》。從1922年《新青年》上刊登的gg看到，陳獨秀對這本書也是下了很大工夫，並把自己學習研究英文的心得「糅合」其中，使其成為一部有特色的英文教科書，而絕不是為了掙點編輯費的抄襲之作。而且，他能編教科書，說明他的英文水平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還表明他的文字學研究對象，不僅是中國文字，還包括外國文字。後來我們還知道，外國文字中，他不僅對英文有研究，還對法文、拉丁文、世界語有興趣。gg上還說第一、二冊定價每冊五角，第三、四冊「在編著中」。以每冊五角算，全冊為二元。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月薪才八元，看來這部書不便宜。可是，據汪孟鄒說：這部書也就出了兩冊，因為生意不好，第三、四冊不僅沒有出版，而且，陳獨秀也沒有「編著」完成。陳獨秀當時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解釋說：「仆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120]
《字義類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範英文教本》的命運又是這樣，那麽，靠編輯為生的陳獨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兩個兒女——1912年生的陳子美和1914年生的陳哲民即陳鶴年），自然就斷絕了生機，隻能「靜待餓死」了。
困厄中的思索 攪得周天寒徹
章士釗是了解並看重陳獨秀的才識的，絕不會讓這位天才「餓死」。於是，當陳獨秀請他覓一世界語教科書，「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時，1914年5月，他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特邀請陳獨秀襄助，繼《國民日日報》後，二人再度合作。
《甲寅》是宣傳反對袁世凱獨裁的政論性月刊。鄭超麟說：「《新民叢報》以後，《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響最大了。」[121]11年後，章士釗追論當時創辦雜誌用意，說道：「民國三年，愚違難東京，憤袁氏之專政，某執文字以為殳，爰約同人，軔之雜誌。」可見，這是袁世凱反動統治下一種在野黨刊物，但不是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而是站在中華革命黨右邊的黃興支持的刊物，主張「有容」「不好同惡異」「調和立國」等。黃興參加了籌備工作。章士釗後來講雜誌起名時說：「與克強（即黃興）議名，連不得當，愚介以其歲牒之，即名《甲寅》，當時莫不駭詫，以愚實主是誌，名終得立。」[122]說它是梁啓超《新民叢報》之後，陳獨秀《新青年》以前影響最大的雜誌，不僅因為它的文章傾動一時，而且其文體亦成風氣。胡適稱之為「甲寅派」或「政論文學」，並借用別人的話稱讚它是「集『邏輯文字』之大成」；「政論的文章到這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了」。[123]《新青年》也稱其「多輸入政治之常識，闡明正確之學理」；「說理精闢，其真直當為當世獨一無偶」。[124]但鄭超麟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認為：無論就主張說，就文體說，就文字力量說，這雜誌都可以蓋上「章士釗」印記。
筆者說這次是章士釗與陳獨秀的再度合作，也隻是從工作上說而已。陳既不是此誌經費的提供者，也不是共同創辦時的「社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對政治形勢的認識和主張上，有些相同的同時，又有深刻的不同。
同者，二人都認為國家在袁世凱的罪惡統治下，形勢岌岌可危，人民生計斷絕，必須推翻袁世凱才有出路。在1914年6月出版的《甲寅》雜誌上，章士釗公布的上述陳獨秀「靜待餓死」信中，陳獨秀還說：「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這是猛烈抨擊袁世凱上台後中國大大地倒退了。又說：「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這是悲憤控訴在袁世凱統治下，不隻是他個人「靜待餓死」，而是整個民族「生機斷絕」。這些話，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統治罪惡是多麽尖銳深刻的揭露嗬！所以，章士釗在公布這封信時寫的按語中激動地說：「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為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呼！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為何如！」所以，陳獨秀在《雙枰記敘》中說：「爛柯山人（章士釗——引者）嚐以純白書生自勵，予亦以此許之。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自由權利，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125]
陳獨秀絕頂聰明，學識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幾個月工夫，在1913年冬，他就寫出一部文字學書稿《字義類例》。此書內容共分十類：假借、通用、引申、反訓、增益、俗誤、辨偽、異同、正俗、類似，類後有目，目下舉例。
正如王森然所論，陳獨秀作論寫書，必有創意，絕不無病呻吟，更不人雲亦雲。對於這本《字義類例》，他在自序中謙虛地說：「這本書是我於民國二年亡命上海閉戶過冬時做的，其中隻有解釋假借有點特殊的意見，要求讀者加以注意！」「近代學問重在分析，此書分析字義底淵源，於中學國文教員或者有點用處，我所以允許亞東主人將他出版。」[118]識者的評價更高一些，說其各目的舉例「極為詳明，而對於假借，尤其有特殊的意見，以近世視假借通用為同實異名，故或稱通假，陳氏則以造字之假借，為六書之專名，用字之假借屬之通用，而別之為兩類。識字，為讀字之初步，工夫似最淺近，翻閱是書，知真正識字，亦復不易也」。[119]
陳獨秀這裏所說的「近代學問重在分析」，分析就是獨立思考，就是尋找事物的客觀規律，就是創造發明，推動世界不斷前進。這是他抓住的人生真諦，不僅僅是做學問，進行政治改革，參加革命鬥爭，亦是如此。這是與提倡死記硬背、獨尊儒術的八股傳統根本對立的。
如前所述，陳獨秀當時還編了一部《模範英文教本》。從1922年《新青年》上刊登的gg看到，陳獨秀對這本書也是下了很大工夫，並把自己學習研究英文的心得「糅合」其中，使其成為一部有特色的英文教科書，而絕不是為了掙點編輯費的抄襲之作。而且，他能編教科書，說明他的英文水平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還表明他的文字學研究對象，不僅是中國文字，還包括外國文字。後來我們還知道，外國文字中，他不僅對英文有研究，還對法文、拉丁文、世界語有興趣。gg上還說第一、二冊定價每冊五角，第三、四冊「在編著中」。以每冊五角算，全冊為二元。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月薪才八元，看來這部書不便宜。可是，據汪孟鄒說：這部書也就出了兩冊，因為生意不好，第三、四冊不僅沒有出版，而且，陳獨秀也沒有「編著」完成。陳獨秀當時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解釋說：「仆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120]
《字義類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範英文教本》的命運又是這樣，那麽，靠編輯為生的陳獨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兩個兒女——1912年生的陳子美和1914年生的陳哲民即陳鶴年），自然就斷絕了生機，隻能「靜待餓死」了。
困厄中的思索 攪得周天寒徹
章士釗是了解並看重陳獨秀的才識的，絕不會讓這位天才「餓死」。於是，當陳獨秀請他覓一世界語教科書，「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時，1914年5月，他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特邀請陳獨秀襄助，繼《國民日日報》後，二人再度合作。
《甲寅》是宣傳反對袁世凱獨裁的政論性月刊。鄭超麟說：「《新民叢報》以後，《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響最大了。」[121]11年後，章士釗追論當時創辦雜誌用意，說道：「民國三年，愚違難東京，憤袁氏之專政，某執文字以為殳，爰約同人，軔之雜誌。」可見，這是袁世凱反動統治下一種在野黨刊物，但不是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而是站在中華革命黨右邊的黃興支持的刊物，主張「有容」「不好同惡異」「調和立國」等。黃興參加了籌備工作。章士釗後來講雜誌起名時說：「與克強（即黃興）議名，連不得當，愚介以其歲牒之，即名《甲寅》，當時莫不駭詫，以愚實主是誌，名終得立。」[122]說它是梁啓超《新民叢報》之後，陳獨秀《新青年》以前影響最大的雜誌，不僅因為它的文章傾動一時，而且其文體亦成風氣。胡適稱之為「甲寅派」或「政論文學」，並借用別人的話稱讚它是「集『邏輯文字』之大成」；「政論的文章到這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了」。[123]《新青年》也稱其「多輸入政治之常識，闡明正確之學理」；「說理精闢，其真直當為當世獨一無偶」。[124]但鄭超麟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認為：無論就主張說，就文體說，就文字力量說，這雜誌都可以蓋上「章士釗」印記。
筆者說這次是章士釗與陳獨秀的再度合作，也隻是從工作上說而已。陳既不是此誌經費的提供者，也不是共同創辦時的「社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對政治形勢的認識和主張上，有些相同的同時，又有深刻的不同。
同者，二人都認為國家在袁世凱的罪惡統治下，形勢岌岌可危，人民生計斷絕，必須推翻袁世凱才有出路。在1914年6月出版的《甲寅》雜誌上，章士釗公布的上述陳獨秀「靜待餓死」信中，陳獨秀還說：「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這是猛烈抨擊袁世凱上台後中國大大地倒退了。又說：「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這是悲憤控訴在袁世凱統治下，不隻是他個人「靜待餓死」，而是整個民族「生機斷絕」。這些話，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統治罪惡是多麽尖銳深刻的揭露嗬！所以，章士釗在公布這封信時寫的按語中激動地說：「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為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呼！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為何如！」所以，陳獨秀在《雙枰記敘》中說：「爛柯山人（章士釗——引者）嚐以純白書生自勵，予亦以此許之。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自由權利，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