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次生死考驗，陳獨秀表現如何，以上高語罕說是先生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而柏文蔚說陳是「飽受驚嚇」；程演生說：事後「回去的人說，當時仲甫被綁時並無屈服表示，但麵色亦不能無變了」。這些說法都在情理之中。問題是陳獨秀這樣的人物如果這樣被殺死，太不值得，以後中國的歷史就會改寫。之所以沒被殺死，除了張永正旅長的武力營救之外，還因為在場的範鴻仙、劉叔雅等人的勸阻。範鴻仙旅長說：「陳獨秀是社會上頗有影響的名流，殺不得。」[112]因此，8月13日，柏文蔚一到蕪湖，與龔振鵬嫌隙即消，龔親到江邊拜見柏文蔚，並接到司令部，「聚談甚歡」，麵對失敗之局，共商善後之策。
龔振鵬槍下留人，袁世凱卻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沖兵占安慶，第二天，叛軍胡萬泰進入蕪湖。安徽的討袁革命終於以失敗而告終。倪嗣衝進入安慶即飭令軍隊捕拿柏文蔚前秘書長「陳逆仲甫」及其父陳衍庶，逮不著就抄其老家。當年嗣父陳衍庶和妻子高大眾反對陳獨秀參加「造反」而禍及家門的事，終於臨頭了。陳獨秀下一輩（即「遐」字輩，陳延年即遐延，陳喬年即遐喬）的一位陳家老人陳遐文回憶說：
民國二年，袁世凱當大總統，倪嗣沖在安徽做督軍，馬聯甲那時當統領，說陳獨秀私造槍炮子彈，帶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幹淨，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畫一搶而空。統領手下的人，還到處捉拿陳獨秀的兩個兒子，要除根。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小四子（延年），長長瓜子臉，一個叫小五子（喬年），圓臉兒，小六子（鬆年）年紀還小。當時，小四子、小五子就從屋上跳下來，連夜跑到鄉下，找到我家。我把媽媽的床拉開，在床裏邊搭鋪，把蚊帳撐著，讓他們在裏邊睡了三夜，後來家裏來人才找到他們。據說當時沒有逮到延年喬年，卻把陳獨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113]
倪嗣沖沒有逮著陳獨秀等人，就通緝安徽革命黨人，陳獨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龔逆振鵬死黨，蓄誌謀叛之犯」。[114]
這一年，陳家的命運與整個革命形勢一樣，多災多難。曾給陳氏家族帶來驕傲的陳衍庶，因前一年與洋商合夥做東北大豆生意被騙破產，受到嚴重打擊，自嘆不懂洋務，受人愚弄，不識洋文，兩眼漆黑，一病不起，於1913年5月10日，即陳獨秀與柏文蔚策劃反袁事宜前，去世了。從此陳家也就衰敗下去。陳鬆年說：「倪嗣沖派兵來我家抓人，昔凡公的靈柩還停在家裏。」[115]陳獨秀的嗣母「經過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後，有人去上海，見到陳獨秀，告以家中的遭遇。陳憤憤地說：「恨不得食肉其人」，「過幾年再看吧」。[116]
這說明，陳獨秀對這次革命失敗，並不氣餒，而且，從此以後，他的革命誌向，集國難與家仇於一身，更加堅定徹底了。而且由於家庭的遭難，他從此再也無顏見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慶。客觀上，他作為一個革命者，在反動當局長期的通緝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以編輯為生 靜待餓死
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失敗，陳獨秀逃亡上海。當時許多革命誌士在一場革命失敗後，有的悲觀失望，甚至自殺；有的消極厭倦，從此遠離政治；有的雖不屈不撓，卻隻會重蹈覆轍，從失敗走向失敗。陳獨秀與一般人不一樣：他一邊把精力轉到他喜愛的文字學或其他純學術研究的領域，打發革命低潮時期的寂寞歲月，一邊總結失敗教訓，尋找新的革命出路，在革命高潮到來時，再當重任。所以，他不是一個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思想家、革命家和學者相結合的複合型人物，具有領袖與書生雙重人格。學者的求實品性，使他在政治鬥爭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風，但不具有政治領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會使其燎原，更不能創造係統的理論。這是他的人生充滿喜劇與悲劇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時，學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飽受折磨和疲憊的身心得到療傷和休息，重振起老戰士的雄風。
陳獨秀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能維持這樣革命家與學者的生活，得之於一個同鄉至交汪孟鄒的幫助。安徽都督府組建時，受舊傳統的影響，不少人靠「裙帶關係」弄了一官半職。汪見陳獨秀任都督府秘書長，也動了這個心思，特地從蕪湖來到安慶，找陳獨秀幫忙，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裏許多朋友都勸我出來做事，仲甫卻大不以為然，一定要我回蕪湖做生意。」為此，「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幫我的忙，湊點股子，再到上海開書店」。[117]
此事首先說明陳獨秀為人為政的正派，絕不以權謀私，用人唯親；同時也說明他對政治和革命風險意識的深刻體驗，和他對汪孟鄒這類「生意人」深切理解與真誠的關懷。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也這樣語重心長地囑咐過汪孟鄒及其侄兒汪原放，不要從政和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在延年、喬年犧牲後，他還囑咐三兒子鬆年，千萬不要參加革命，學一門手藝過生活（鬆年學了木匠），為陳家留一根香火。這說明他自己雖然義無反顧地投身了革命，也一貫主張充分發動廣大民眾參加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具體到某個人時，他又認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能直接投入革命的。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人物。
龔振鵬槍下留人，袁世凱卻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沖兵占安慶，第二天，叛軍胡萬泰進入蕪湖。安徽的討袁革命終於以失敗而告終。倪嗣衝進入安慶即飭令軍隊捕拿柏文蔚前秘書長「陳逆仲甫」及其父陳衍庶，逮不著就抄其老家。當年嗣父陳衍庶和妻子高大眾反對陳獨秀參加「造反」而禍及家門的事，終於臨頭了。陳獨秀下一輩（即「遐」字輩，陳延年即遐延，陳喬年即遐喬）的一位陳家老人陳遐文回憶說：
民國二年，袁世凱當大總統，倪嗣沖在安徽做督軍，馬聯甲那時當統領，說陳獨秀私造槍炮子彈，帶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幹淨，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畫一搶而空。統領手下的人，還到處捉拿陳獨秀的兩個兒子，要除根。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小四子（延年），長長瓜子臉，一個叫小五子（喬年），圓臉兒，小六子（鬆年）年紀還小。當時，小四子、小五子就從屋上跳下來，連夜跑到鄉下，找到我家。我把媽媽的床拉開，在床裏邊搭鋪，把蚊帳撐著，讓他們在裏邊睡了三夜，後來家裏來人才找到他們。據說當時沒有逮到延年喬年，卻把陳獨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113]
倪嗣沖沒有逮著陳獨秀等人，就通緝安徽革命黨人，陳獨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龔逆振鵬死黨，蓄誌謀叛之犯」。[114]
這一年，陳家的命運與整個革命形勢一樣，多災多難。曾給陳氏家族帶來驕傲的陳衍庶，因前一年與洋商合夥做東北大豆生意被騙破產，受到嚴重打擊，自嘆不懂洋務，受人愚弄，不識洋文，兩眼漆黑，一病不起，於1913年5月10日，即陳獨秀與柏文蔚策劃反袁事宜前，去世了。從此陳家也就衰敗下去。陳鬆年說：「倪嗣沖派兵來我家抓人，昔凡公的靈柩還停在家裏。」[115]陳獨秀的嗣母「經過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後，有人去上海，見到陳獨秀，告以家中的遭遇。陳憤憤地說：「恨不得食肉其人」，「過幾年再看吧」。[116]
這說明，陳獨秀對這次革命失敗，並不氣餒，而且，從此以後，他的革命誌向，集國難與家仇於一身，更加堅定徹底了。而且由於家庭的遭難，他從此再也無顏見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慶。客觀上，他作為一個革命者，在反動當局長期的通緝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以編輯為生 靜待餓死
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失敗，陳獨秀逃亡上海。當時許多革命誌士在一場革命失敗後，有的悲觀失望，甚至自殺；有的消極厭倦，從此遠離政治；有的雖不屈不撓，卻隻會重蹈覆轍，從失敗走向失敗。陳獨秀與一般人不一樣：他一邊把精力轉到他喜愛的文字學或其他純學術研究的領域，打發革命低潮時期的寂寞歲月，一邊總結失敗教訓，尋找新的革命出路，在革命高潮到來時，再當重任。所以，他不是一個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思想家、革命家和學者相結合的複合型人物，具有領袖與書生雙重人格。學者的求實品性，使他在政治鬥爭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風，但不具有政治領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會使其燎原，更不能創造係統的理論。這是他的人生充滿喜劇與悲劇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時，學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飽受折磨和疲憊的身心得到療傷和休息，重振起老戰士的雄風。
陳獨秀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能維持這樣革命家與學者的生活，得之於一個同鄉至交汪孟鄒的幫助。安徽都督府組建時，受舊傳統的影響，不少人靠「裙帶關係」弄了一官半職。汪見陳獨秀任都督府秘書長，也動了這個心思，特地從蕪湖來到安慶，找陳獨秀幫忙，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裏許多朋友都勸我出來做事，仲甫卻大不以為然，一定要我回蕪湖做生意。」為此，「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幫我的忙，湊點股子，再到上海開書店」。[117]
此事首先說明陳獨秀為人為政的正派，絕不以權謀私，用人唯親；同時也說明他對政治和革命風險意識的深刻體驗，和他對汪孟鄒這類「生意人」深切理解與真誠的關懷。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也這樣語重心長地囑咐過汪孟鄒及其侄兒汪原放，不要從政和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在延年、喬年犧牲後，他還囑咐三兒子鬆年，千萬不要參加革命，學一門手藝過生活（鬆年學了木匠），為陳家留一根香火。這說明他自己雖然義無反顧地投身了革命，也一貫主張充分發動廣大民眾參加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具體到某個人時，他又認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能直接投入革命的。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