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士生前為諍友，彤侯別後老詩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雜酒痕。
（存為歙縣江彤侯，歿為績溪章穀士）
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
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
（存為廣州曼上人，歿為同邑葛循叔）[72]
以上12人中，趙伯行和吳孟俠，已在前文吳樾案中說過；章行嚴（士釗）、何梅士、曼上人（蘇曼殊）、孫少侯（孫毓筠），之前也有較多的敘述。汪仲伊大陳獨秀42歲，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時，由汪孟鄒引薦，與陳結忘年交，1906年與陳合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汪任總理，陳任監學。學堂因培養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辦。汪也隨之謝世。鄭贊丞與葛循叔，曾與陳共同發起安徽藏書樓學說的拒俄運動，成立嶽王會，參加反袁鬥爭。章穀士是陳辦《安徽俗話報》時「朝夕晤談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報正陽關發行代辦。此詩簡繪十二人物與陳獨秀的深切緬懷，手法之簡練，意境之高雅，一時輿論轟動。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見章士釗時，竟能背誦，一字不訛。[73]
陳獨秀對自己這一時期的詩作，是很珍愛的。據這一時期與他關係密切的程演生說：「仲甫有古詩近體詩一冊，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還錄了好多首登入《丙辰》雜誌文苑門內。後在北京，還看見他的手寫本。」[74]
沒有婚姻的愛情與詩書暫憩的生活
陳獨秀這三年苦悶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這就是他終於找到了誌同道合的心愛的伴侶——高君曼。關於這三年陳獨秀的行蹤，學術界曾有不同的說法，主要分歧有三點：一、1909年陳獨秀迎兄靈柩回安慶後，何時再到杭州？二、何時到杭州陸軍小學任歷史地理教員？三、何時何地開始與高君曼同居？筆者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獲得了程演生寫的《陳獨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結合其他已刊資料，去蕪存菁，可整理出一個比較真實的行蹤如下。
據張湘炳訪問陳獨秀第三個兒子陳鬆年記錄，陳說：伯父（陳孟吉）1909年在東北逝世後，「父親伴伯父的屍骨靈柩回裏，這次父親在家住的時間較長，有二三個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陽曆十月）出生」。[75]這說明1909年陳獨秀沒有在安慶與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說：宣統元年（1909）底（即陽曆1910年1月、2月份），陳獨秀曾與胡淵如一起到他家拜訪，從此，二人結為好友。隨後陳獨秀即赴杭州。這說明，陳獨秀的確是在1910年初到達杭州。然後就是王旡生說的在杭州「隱居」了約一年。在此期間，他與自己妻子的同父異母之妹高君曼由相愛而同居。姐夫與小姨子相愛，為當時的社會輿論所不容。特別在當時封建禮教十分嚴厲的氛圍中，男女雙方走出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氣、叛逆的思想和熾烈的愛情。這幾年陳獨秀多次去日本留學，又多次到杭州，在經濟上主要靠嗣父陳昔凡的供給，而陳昔凡這時正在杭州與浙江巡撫曾子固合夥做東北的大豆生意。看來，他與高君曼相愛的事，陳昔凡起先不知曉，後來東窗事發。陳昔凡本來對這個「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愛又害怕，愛的是他的才氣，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來，給家門帶來不幸。現在出此種逆倫之事，堅決執行「家法」。陳獨秀卻不妥協，二人隻得脫離父子關係。陳昔凡宣布他「不準進我家門」。自然，安慶老家特別是妻子高大眾，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靂，「反對最烈」。從此，陳獨秀不僅產生「仇父情結」，一再對外宣布「我從小就沒有父親」，不願繼承陳昔凡的遺產，而且再也不敢麵對妻子高大眾。高大眾從34歲起就落寂至終。
1930年冬，高大眾離開了這個給她悲哀多於歡樂的世界。這個善良與認命的女人，非但沒有怨恨背叛和傷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還惦念著在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產黨首領丈夫的安全。兩年後，陳獨秀入獄，從來探監的三兒子陳鬆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經去世的消息時，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後對兒子說：「你母親是個老好人，為陳家辛苦了一生，未享過一天福。我對不起她。我感謝她，為我生了三個兒子。延年、喬年雖然犧牲，但他們死得英雄，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你母親也算是英雄的母親啊。」鬆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說：「父親，母親彌留之際，還念著你……」從來不信鬼神的陳獨秀卻十分動情地說：「鬆年，你回去之後，替我買幾刀紙錢，在你母親墳前燒燒，聊表我對她的緬懷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掃墓。」[76]
高君曼與高大眾不一樣，不僅才貌雙全，而且讀過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思想開放，每與姐夫陳獨秀相談，十分投契。於是兩人漸漸墜入情網。對於她的行為，作為霍邱將軍的父親高登科堅決反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於是，她也像陳獨秀那樣，被逐出家門。在舊社會，有多少男女因這樣的私情不見容於社會和家庭而慘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陳獨秀已是一個浪跡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種生活條件下都有頑強的生命力。於是，陳獨秀終於走出靠家庭供養的優裕的生活環境，擺脫「隱居」生活，徹底踏上了自謀生路的窮困而危險的職業革命家之路。以他當時的才識、影響、人際關係等種種條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陸軍小學謀上了一個歷史地理教員的工作。陳獨秀對地理有特殊的興趣，他撰寫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實際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後不久，大概日本留學第一年，他就參照日本的世界地理書，編了一本《小學萬國地理新編》，1902年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程演生證實說：他「編了一本商務地理，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約清末），我見過」。[77]商務印書館老人回憶說：「早在清末光緒年間，陳獨秀就和商務印書館有了聯繫，他赴日本留學時編寫了一本《小學萬國地理新編》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十分暢銷，而一版再版。」[78]從此陳獨秀與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建立了一生的聯繫，直到逝世後出版他的遺著。原來，商務印書館的創辦者張元濟和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對陳獨秀最早編的這本暢銷書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動、主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運動、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等十分敬重，曾於1918年赴北京大學拜訪陳獨秀，共商編輯與稿酬事項。1921年，陳獨秀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書記時，還受商務印書館之聘，擔任館外編輯。所以後來，他自己因忙於黨務，無力撰述的情況下，在他的推薦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還聘瞿幫助編譯百科全書，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飛等人在國外所譯的書稿。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從黨的領導崗位上下來，寫了《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書，就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因為政治（「共匪首領」遭通緝）和技術上的原因（製版上遇到困難），未能出版。以後，陳獨秀被捕入獄，寫了大量的文字學著作，商務印書館再不避嫌，其所辦的著名的《東方雜誌》，及時發表他的多篇論文；還把每期雜誌及時從上海發往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直到晚年，陳獨秀流亡在四川鄉下，還不斷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書稿。陳逝世後，照顧他晚年生活的學生何之瑜負責收集整理陳獨秀的全部遺稿，又和陳的家屬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簽訂了出版協議。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雜酒痕。
（存為歙縣江彤侯，歿為績溪章穀士）
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
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
（存為廣州曼上人，歿為同邑葛循叔）[72]
以上12人中，趙伯行和吳孟俠，已在前文吳樾案中說過；章行嚴（士釗）、何梅士、曼上人（蘇曼殊）、孫少侯（孫毓筠），之前也有較多的敘述。汪仲伊大陳獨秀42歲，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時，由汪孟鄒引薦，與陳結忘年交，1906年與陳合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汪任總理，陳任監學。學堂因培養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辦。汪也隨之謝世。鄭贊丞與葛循叔，曾與陳共同發起安徽藏書樓學說的拒俄運動，成立嶽王會，參加反袁鬥爭。章穀士是陳辦《安徽俗話報》時「朝夕晤談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報正陽關發行代辦。此詩簡繪十二人物與陳獨秀的深切緬懷，手法之簡練，意境之高雅，一時輿論轟動。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見章士釗時，竟能背誦，一字不訛。[73]
陳獨秀對自己這一時期的詩作，是很珍愛的。據這一時期與他關係密切的程演生說：「仲甫有古詩近體詩一冊，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還錄了好多首登入《丙辰》雜誌文苑門內。後在北京，還看見他的手寫本。」[74]
沒有婚姻的愛情與詩書暫憩的生活
陳獨秀這三年苦悶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這就是他終於找到了誌同道合的心愛的伴侶——高君曼。關於這三年陳獨秀的行蹤，學術界曾有不同的說法，主要分歧有三點：一、1909年陳獨秀迎兄靈柩回安慶後，何時再到杭州？二、何時到杭州陸軍小學任歷史地理教員？三、何時何地開始與高君曼同居？筆者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獲得了程演生寫的《陳獨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結合其他已刊資料，去蕪存菁，可整理出一個比較真實的行蹤如下。
據張湘炳訪問陳獨秀第三個兒子陳鬆年記錄，陳說：伯父（陳孟吉）1909年在東北逝世後，「父親伴伯父的屍骨靈柩回裏，這次父親在家住的時間較長，有二三個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陽曆十月）出生」。[75]這說明1909年陳獨秀沒有在安慶與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說：宣統元年（1909）底（即陽曆1910年1月、2月份），陳獨秀曾與胡淵如一起到他家拜訪，從此，二人結為好友。隨後陳獨秀即赴杭州。這說明，陳獨秀的確是在1910年初到達杭州。然後就是王旡生說的在杭州「隱居」了約一年。在此期間，他與自己妻子的同父異母之妹高君曼由相愛而同居。姐夫與小姨子相愛，為當時的社會輿論所不容。特別在當時封建禮教十分嚴厲的氛圍中，男女雙方走出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氣、叛逆的思想和熾烈的愛情。這幾年陳獨秀多次去日本留學，又多次到杭州，在經濟上主要靠嗣父陳昔凡的供給，而陳昔凡這時正在杭州與浙江巡撫曾子固合夥做東北的大豆生意。看來，他與高君曼相愛的事，陳昔凡起先不知曉，後來東窗事發。陳昔凡本來對這個「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愛又害怕，愛的是他的才氣，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來，給家門帶來不幸。現在出此種逆倫之事，堅決執行「家法」。陳獨秀卻不妥協，二人隻得脫離父子關係。陳昔凡宣布他「不準進我家門」。自然，安慶老家特別是妻子高大眾，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靂，「反對最烈」。從此，陳獨秀不僅產生「仇父情結」，一再對外宣布「我從小就沒有父親」，不願繼承陳昔凡的遺產，而且再也不敢麵對妻子高大眾。高大眾從34歲起就落寂至終。
1930年冬，高大眾離開了這個給她悲哀多於歡樂的世界。這個善良與認命的女人，非但沒有怨恨背叛和傷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還惦念著在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產黨首領丈夫的安全。兩年後，陳獨秀入獄，從來探監的三兒子陳鬆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經去世的消息時，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後對兒子說：「你母親是個老好人，為陳家辛苦了一生，未享過一天福。我對不起她。我感謝她，為我生了三個兒子。延年、喬年雖然犧牲，但他們死得英雄，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你母親也算是英雄的母親啊。」鬆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說：「父親，母親彌留之際，還念著你……」從來不信鬼神的陳獨秀卻十分動情地說：「鬆年，你回去之後，替我買幾刀紙錢，在你母親墳前燒燒，聊表我對她的緬懷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掃墓。」[76]
高君曼與高大眾不一樣，不僅才貌雙全，而且讀過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思想開放，每與姐夫陳獨秀相談，十分投契。於是兩人漸漸墜入情網。對於她的行為，作為霍邱將軍的父親高登科堅決反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於是，她也像陳獨秀那樣，被逐出家門。在舊社會，有多少男女因這樣的私情不見容於社會和家庭而慘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陳獨秀已是一個浪跡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種生活條件下都有頑強的生命力。於是，陳獨秀終於走出靠家庭供養的優裕的生活環境，擺脫「隱居」生活，徹底踏上了自謀生路的窮困而危險的職業革命家之路。以他當時的才識、影響、人際關係等種種條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陸軍小學謀上了一個歷史地理教員的工作。陳獨秀對地理有特殊的興趣，他撰寫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實際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後不久，大概日本留學第一年，他就參照日本的世界地理書，編了一本《小學萬國地理新編》，1902年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程演生證實說：他「編了一本商務地理，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約清末），我見過」。[77]商務印書館老人回憶說：「早在清末光緒年間，陳獨秀就和商務印書館有了聯繫，他赴日本留學時編寫了一本《小學萬國地理新編》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十分暢銷，而一版再版。」[78]從此陳獨秀與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建立了一生的聯繫，直到逝世後出版他的遺著。原來，商務印書館的創辦者張元濟和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對陳獨秀最早編的這本暢銷書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動、主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運動、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等十分敬重，曾於1918年赴北京大學拜訪陳獨秀，共商編輯與稿酬事項。1921年，陳獨秀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書記時，還受商務印書館之聘，擔任館外編輯。所以後來，他自己因忙於黨務，無力撰述的情況下，在他的推薦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還聘瞿幫助編譯百科全書，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飛等人在國外所譯的書稿。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從黨的領導崗位上下來，寫了《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書，就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因為政治（「共匪首領」遭通緝）和技術上的原因（製版上遇到困難），未能出版。以後，陳獨秀被捕入獄，寫了大量的文字學著作，商務印書館再不避嫌，其所辦的著名的《東方雜誌》，及時發表他的多篇論文；還把每期雜誌及時從上海發往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直到晚年，陳獨秀流亡在四川鄉下，還不斷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書稿。陳逝世後，照顧他晚年生活的學生何之瑜負責收集整理陳獨秀的全部遺稿，又和陳的家屬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簽訂了出版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