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再說回來，陳獨秀留學日本第一年就注意到地理學這一學科，說明他千方百計從各方麵對中國人做啟蒙工作。因為，幾千年的中國皇朝統治，總宣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自大愚昧思想，因此對近代列強入侵都想不通，於是就不思圖強。如去日本留學以前的陳獨秀那樣，不知道世界是分一國一國的，而且有強國，有弱國。中國隻是世界萬國中的一國。為什麽要成為弱國中的一國，而被別國欺侮呢？陳在杭州陸軍小學教歷史地理，自然也貫徹著這樣的啟蒙教育。
這時，陳的收入雖不多，但還滿意。尤其他與高君曼的相愛，由於擺脫了各種羈絆束縛，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大有一掃幾年來因革命失敗帶來的愁雲慘霧之勢，並願將這幾年來用於自娛、記述內心世界情緒的詩作示人（一般說，隻有在走出內心陰影、情緒低潮時，才願意將這類東西示人，包括給王旡生公開刊登在《民立報》上）。這可以從當時他給蘇曼殊的信中看出：「去年歲暮，再來杭州，晤劉三、沈君默……仲別公後胸中感憤極多，作詩不少。今僅將哭兄詩及與公有關係絕句奉上……仲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之務，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79]所以，程演生在回憶中說道：「他與他第二夫人高君曼在此時相愛上。他做四首七律讚頌她的美好。他又寫信給朋友說：『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見那時與高君曼的得意。」沈尹默的回憶也說：「陳獨秀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我和劉三、陳獨秀夫婦時相過從，徜徉於湖山之間，相得甚歡。」[80]可惜，四首詩，現在隻留下了兩句。晚年流亡美國的高君曼的女兒陳子美曾托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設法尋找陳獨秀的遺詩《憶君曼》，[81]可能就是指這四首詩。這四首詩在陳獨秀逝世後，即使存世，也逃不過「文革」的洗劫。許多陳的朋友都談到「文革」中被迫銷毀陳獨秀文字的事。
這裏，「哭兄詩」即作於1909年的《述哀》，「與公有關係絕句」即《存歿六絕句》。最後兩句詩，則表明他當時對「新得佳人」高君曼的情愛之深，新婚之喜溢於詩信之內。喜怒哀樂，政見上也不管正確與錯誤，他總是這樣率直與透明。杭州山水本有天堂之美。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及友人在遊山玩水時所作的詩，也不再有如遊日本華嚴瀧時那樣的愁苦，而是充滿著清新、亮麗、歡快、激昂的情趣，如《遊虎跑》：[82]
昔聞祖塔院，幽絕浙江東。山繞寺鍾外，人行鬆澗中。
清泉漱石齒，樹色暖碧空。莫就枯禪飲，階前水不窮。
神虎避人去，清泉滿地流。僧貧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鎖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虎跑」是杭州名勝之一。傳說唐代高僧寰中居此，苦於無水，忽一日，見二虎刨地作穴，甘泉湧出。「祖塔院」即傳說中的「濟公」塔院遺址。詩中表現了一個久搏沙場的戰士在新的激戰前小憩中的恬逸。又如《詠鶴》：[83]
本有沖天誌，飄搖湖海間。偶然憩城郭，猶自絕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雲共往返。道逢王子晉，早晚向三山。
杭州西湖孤山有北宋詩人林逋之墓，此人曾隱居孤山二十年，不婚娶而以種梅養鶴自娛，有「梅妻鶴子」之謂。陳獨秀遊此，借詠仙鶴優雅、飄逸、崇高的奮飛態勢，進一步表現了自己暫憩杭州，猶存沖天之誌，並將不息追攀的心緒。而在《靈隱寺前》[84]一詩中，他更以「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詩句，表示自己仍然具有詩酒豪情、指點江山般的少年意氣。
在《雪中偕友人登吳山》[85]和《杭州酷暑寄劉三沈二》[86]二詩中，他述說自己因與高君曼相戀而與嗣父斷絕關係後，生活一度十分困難：「凍鳥西北來，下啄枯枝食。感爾饑寒心，四顧天地窄。」作者把自己比作從杭州西北方向的安慶飛來的窮艱飢極的「凍鳥」，在陸軍小學任教不過是「啄枯枝」暫謀生計。生活之饑寒和孤獨無助的情境，寫得淋漓盡致。
在杭州的這段清苦生活中還給他情趣的，就是他與義士劉三、沈尹默以及馬一浮、謝無量等人的友誼。除了遊山玩水、吟詩作詞之外，還觀賞和研究書畫、文字學等。
對於書法，陳獨秀這時已有較深的造詣，從而在無意中幫助沈尹默書藝大進。沈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寫字，祖父和父親都是善寫字的。但他回憶說：「陳獨秀（那時名仲甫）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和同校教員劉三友善，劉三原名劉季平，鬆江人，是當時江南一位著時望的文人，以劉三名，能詩善飲，同我和沈士遠相識。有一次，劉三招飲我和士遠，從上午十一時直喝到晚間九時，我因不嗜酒，辭歸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詩，翌日送請劉三指教。劉三張之於壁間，陳仲甫來訪得見，因問沈尹默何許人。隔日，陳到我寓所來訪，一進門，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則其俗入骨。』」初次見麵，就直率到如此當頭一棒，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也隻有陳獨秀才能做得出來。還好，沈先生畢竟是一個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之雅量的士大夫——「這件事情隔了半個多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一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87]如何發憤鑽研？後來他說：陳獨秀「所說的藥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個時候，立誌改正以往的種種錯誤，先從執筆改起，每天清早起來，就指實掌虛，掌豎腕平，肘腕並起執著筆……一直不斷地寫到1930年」。「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筆以來運用這樣工具作字的一貫方法。」[88]
這時，陳的收入雖不多，但還滿意。尤其他與高君曼的相愛，由於擺脫了各種羈絆束縛，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大有一掃幾年來因革命失敗帶來的愁雲慘霧之勢，並願將這幾年來用於自娛、記述內心世界情緒的詩作示人（一般說，隻有在走出內心陰影、情緒低潮時，才願意將這類東西示人，包括給王旡生公開刊登在《民立報》上）。這可以從當時他給蘇曼殊的信中看出：「去年歲暮，再來杭州，晤劉三、沈君默……仲別公後胸中感憤極多，作詩不少。今僅將哭兄詩及與公有關係絕句奉上……仲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之務，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79]所以，程演生在回憶中說道：「他與他第二夫人高君曼在此時相愛上。他做四首七律讚頌她的美好。他又寫信給朋友說：『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見那時與高君曼的得意。」沈尹默的回憶也說：「陳獨秀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我和劉三、陳獨秀夫婦時相過從，徜徉於湖山之間，相得甚歡。」[80]可惜，四首詩，現在隻留下了兩句。晚年流亡美國的高君曼的女兒陳子美曾托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設法尋找陳獨秀的遺詩《憶君曼》，[81]可能就是指這四首詩。這四首詩在陳獨秀逝世後，即使存世，也逃不過「文革」的洗劫。許多陳的朋友都談到「文革」中被迫銷毀陳獨秀文字的事。
這裏，「哭兄詩」即作於1909年的《述哀》，「與公有關係絕句」即《存歿六絕句》。最後兩句詩，則表明他當時對「新得佳人」高君曼的情愛之深，新婚之喜溢於詩信之內。喜怒哀樂，政見上也不管正確與錯誤，他總是這樣率直與透明。杭州山水本有天堂之美。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及友人在遊山玩水時所作的詩，也不再有如遊日本華嚴瀧時那樣的愁苦，而是充滿著清新、亮麗、歡快、激昂的情趣，如《遊虎跑》：[82]
昔聞祖塔院，幽絕浙江東。山繞寺鍾外，人行鬆澗中。
清泉漱石齒，樹色暖碧空。莫就枯禪飲，階前水不窮。
神虎避人去，清泉滿地流。僧貧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鎖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虎跑」是杭州名勝之一。傳說唐代高僧寰中居此，苦於無水，忽一日，見二虎刨地作穴，甘泉湧出。「祖塔院」即傳說中的「濟公」塔院遺址。詩中表現了一個久搏沙場的戰士在新的激戰前小憩中的恬逸。又如《詠鶴》：[83]
本有沖天誌，飄搖湖海間。偶然憩城郭，猶自絕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雲共往返。道逢王子晉，早晚向三山。
杭州西湖孤山有北宋詩人林逋之墓，此人曾隱居孤山二十年，不婚娶而以種梅養鶴自娛，有「梅妻鶴子」之謂。陳獨秀遊此，借詠仙鶴優雅、飄逸、崇高的奮飛態勢，進一步表現了自己暫憩杭州，猶存沖天之誌，並將不息追攀的心緒。而在《靈隱寺前》[84]一詩中，他更以「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詩句，表示自己仍然具有詩酒豪情、指點江山般的少年意氣。
在《雪中偕友人登吳山》[85]和《杭州酷暑寄劉三沈二》[86]二詩中，他述說自己因與高君曼相戀而與嗣父斷絕關係後，生活一度十分困難：「凍鳥西北來，下啄枯枝食。感爾饑寒心，四顧天地窄。」作者把自己比作從杭州西北方向的安慶飛來的窮艱飢極的「凍鳥」，在陸軍小學任教不過是「啄枯枝」暫謀生計。生活之饑寒和孤獨無助的情境，寫得淋漓盡致。
在杭州的這段清苦生活中還給他情趣的，就是他與義士劉三、沈尹默以及馬一浮、謝無量等人的友誼。除了遊山玩水、吟詩作詞之外，還觀賞和研究書畫、文字學等。
對於書法，陳獨秀這時已有較深的造詣，從而在無意中幫助沈尹默書藝大進。沈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寫字，祖父和父親都是善寫字的。但他回憶說：「陳獨秀（那時名仲甫）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和同校教員劉三友善，劉三原名劉季平，鬆江人，是當時江南一位著時望的文人，以劉三名，能詩善飲，同我和沈士遠相識。有一次，劉三招飲我和士遠，從上午十一時直喝到晚間九時，我因不嗜酒，辭歸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詩，翌日送請劉三指教。劉三張之於壁間，陳仲甫來訪得見，因問沈尹默何許人。隔日，陳到我寓所來訪，一進門，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則其俗入骨。』」初次見麵，就直率到如此當頭一棒，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也隻有陳獨秀才能做得出來。還好，沈先生畢竟是一個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之雅量的士大夫——「這件事情隔了半個多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一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87]如何發憤鑽研？後來他說：陳獨秀「所說的藥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個時候，立誌改正以往的種種錯誤，先從執筆改起，每天清早起來，就指實掌虛，掌豎腕平，肘腕並起執著筆……一直不斷地寫到1930年」。「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筆以來運用這樣工具作字的一貫方法。」[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