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雖然沒有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但對社會主義學說也處於這樣的混沌狀態。所以，直到幾年後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時，他雖然把社會主義視為三大法蘭西文明之一，卻獨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認為社會主義思想高遠，不適合於當時的中國。
看來，在辛亥革命發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與孫中山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爭論中，在國內同盟會與各地會黨聯合發起的一係列武裝起義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圍朋友都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包圍中，陳獨秀在堅持喚起民眾救亡革命的總立場下，對於中國革命應該走什麽道路，既不盲從，又無所適從，處於彷徨狀態。所以，國民黨理論家傅斯年說到這一時期的陳獨秀思想時說：「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疏，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為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56]
在君主立憲、排滿革命、無政府主義三股巨大的潮流麵前，能保持獨立不附，的確需要「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素質，但正確的出路在何處？這時的陳獨秀還不能「分解透闢」，這自然不能苛求於陳獨秀，而是客觀條件還沒有提供這種思索的條件。陳獨秀雖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觀實踐的總結。於是，陳獨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國漢學和西方新學的學習和研究上。後來在1915～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學術有那麽精深的研究和獨見，看來主要是這一時期研究的結果。具體說來有：對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對佛學的研究；對詩詞字畫的研究；對音韻學和文字學（古稱「小學」）的研究；等等。
這些研究的狀況和成果，以後各章都會陸續介紹，這裏隻敘述他與蘇曼殊共同對梵文和佛學的研究狀況。陳獨秀這時期對這方麵所以特別感興趣，與章太炎、劉光漢、何震特別是與他住在一起很長時間的蘇曼殊有關。章太炎由於從小受外祖父、父親精心調教，後又受樸學大師俞樾嚴格教誨，在漢學方麵有很高的造詣，被尊稱為「國學大師」。周作人回憶陳獨秀有一次在《民報》社與章太炎討論漢學問題，曾發生一個戲劇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事情吧，約略估計年歲當戊申年（1908），還在陳獨秀辦《新青年》進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裏迎來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陳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潛）、黃季剛在座，聽見客來，隻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隻隔著兩扇紙的拉門，所以什麽都聽得清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後來不知道怎麽一轉，陳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什麽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什麽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十年之後，黃季剛在北大執教，陳獨秀也趕了來任文科學長，且辦《新青年》，搞起新文化運動來，風靡一時。「兩者的旗幟分明，衝突是免不了的了。當時在北大章門的同學做柏梁台體的詩，分詠校內的名人，關於他們的兩句，恰巧都還記得，陳仲甫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說得很得要領；黃季剛的一句則是『八部書外皆狗屁』，也是很能傳達他的精神的。」[57]
陳獨秀與蘇曼殊這時期互相影響，更是達到珠聯璧合的地步。二人不僅在狂放不羈的性格上頗相似，在對佛學、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詩詞字畫的興趣方麵，也有共同的愛好，甚至到癡迷的程度。柳亞子說：蘇曼殊信佛，甚至削髮為僧，於是學梵文研究起佛學來，陳獨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譯了過來出版了，還請參加亞洲和親會的印度革命者「法學士波邏罕居士」、章炳麟、劉光漢、何震、熙州仲子（陳獨秀）題詞寫序。陳獨秀的題詩詩名很長：《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遊命題數語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內容是：
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悉縣天語竟銷聲。
眾生繭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
本願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58]
此詩充分表明陳獨秀當時對佛學研究與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麽程度。他稱頌佛學是「千年絕學」，讚揚蘇曼殊竭盡全力、滿腔熱情振興將要失傳的千年絕學，並且竟然認為被繭縛的眾生和墮落得毫無生氣的人性以及他自己，隻有靠佛學來拯救（佛經上稱喜瑪拉雅山為雪山，是佛家聖地）。為此，蘇曼殊決定像當年唐僧那樣，「西謁梵士，審求梵學」。而陳獨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處見先生」。當然，這隻是浪漫主義的手法，實際上表示了他對蘇曼殊的深厚情誼。但蘇曼殊後來真的去過印度朝聖，為此還差一點命喪佛國。
據後來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向當時與陳、蘇住在一起的鄧仲純了解，翻譯《梵文典》的過程，實際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學的過程。何在一封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在仲甫先生遺篋中，發見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跡很像仲甫的手筆。我就去問鄧仲純，他告訴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鄧——引者）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59]可見，陳與蘇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對佛學的興趣達到了旁若無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討厭」「吵嘴」也不在乎，真是兩匹不羈之馬。
看來，在辛亥革命發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與孫中山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爭論中，在國內同盟會與各地會黨聯合發起的一係列武裝起義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圍朋友都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包圍中，陳獨秀在堅持喚起民眾救亡革命的總立場下，對於中國革命應該走什麽道路，既不盲從，又無所適從，處於彷徨狀態。所以，國民黨理論家傅斯年說到這一時期的陳獨秀思想時說：「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疏，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為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56]
在君主立憲、排滿革命、無政府主義三股巨大的潮流麵前，能保持獨立不附，的確需要「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素質，但正確的出路在何處？這時的陳獨秀還不能「分解透闢」，這自然不能苛求於陳獨秀，而是客觀條件還沒有提供這種思索的條件。陳獨秀雖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觀實踐的總結。於是，陳獨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國漢學和西方新學的學習和研究上。後來在1915～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學術有那麽精深的研究和獨見，看來主要是這一時期研究的結果。具體說來有：對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對佛學的研究；對詩詞字畫的研究；對音韻學和文字學（古稱「小學」）的研究；等等。
這些研究的狀況和成果，以後各章都會陸續介紹，這裏隻敘述他與蘇曼殊共同對梵文和佛學的研究狀況。陳獨秀這時期對這方麵所以特別感興趣，與章太炎、劉光漢、何震特別是與他住在一起很長時間的蘇曼殊有關。章太炎由於從小受外祖父、父親精心調教，後又受樸學大師俞樾嚴格教誨，在漢學方麵有很高的造詣，被尊稱為「國學大師」。周作人回憶陳獨秀有一次在《民報》社與章太炎討論漢學問題，曾發生一個戲劇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事情吧，約略估計年歲當戊申年（1908），還在陳獨秀辦《新青年》進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裏迎來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陳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潛）、黃季剛在座，聽見客來，隻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隻隔著兩扇紙的拉門，所以什麽都聽得清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後來不知道怎麽一轉，陳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什麽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什麽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十年之後，黃季剛在北大執教，陳獨秀也趕了來任文科學長，且辦《新青年》，搞起新文化運動來，風靡一時。「兩者的旗幟分明，衝突是免不了的了。當時在北大章門的同學做柏梁台體的詩，分詠校內的名人，關於他們的兩句，恰巧都還記得，陳仲甫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說得很得要領；黃季剛的一句則是『八部書外皆狗屁』，也是很能傳達他的精神的。」[57]
陳獨秀與蘇曼殊這時期互相影響，更是達到珠聯璧合的地步。二人不僅在狂放不羈的性格上頗相似，在對佛學、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詩詞字畫的興趣方麵，也有共同的愛好，甚至到癡迷的程度。柳亞子說：蘇曼殊信佛，甚至削髮為僧，於是學梵文研究起佛學來，陳獨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譯了過來出版了，還請參加亞洲和親會的印度革命者「法學士波邏罕居士」、章炳麟、劉光漢、何震、熙州仲子（陳獨秀）題詞寫序。陳獨秀的題詩詩名很長：《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遊命題數語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內容是：
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悉縣天語竟銷聲。
眾生繭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
本願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58]
此詩充分表明陳獨秀當時對佛學研究與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麽程度。他稱頌佛學是「千年絕學」，讚揚蘇曼殊竭盡全力、滿腔熱情振興將要失傳的千年絕學，並且竟然認為被繭縛的眾生和墮落得毫無生氣的人性以及他自己，隻有靠佛學來拯救（佛經上稱喜瑪拉雅山為雪山，是佛家聖地）。為此，蘇曼殊決定像當年唐僧那樣，「西謁梵士，審求梵學」。而陳獨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處見先生」。當然，這隻是浪漫主義的手法，實際上表示了他對蘇曼殊的深厚情誼。但蘇曼殊後來真的去過印度朝聖，為此還差一點命喪佛國。
據後來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向當時與陳、蘇住在一起的鄧仲純了解，翻譯《梵文典》的過程，實際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學的過程。何在一封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在仲甫先生遺篋中，發見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跡很像仲甫的手筆。我就去問鄧仲純，他告訴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鄧——引者）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59]可見，陳與蘇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對佛學的興趣達到了旁若無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討厭」「吵嘴」也不在乎，真是兩匹不羈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