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陳這時如此癡迷地信仰與研究佛學與參加亞洲和親會有關，實際是和親會活動的一部分。和親會約章規定：「振武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即把佛教、孔教、道教，視為拯教東方各國社會道德的祖傳藥方。為此，他們曾成立「梵學會」和擬建「梵文書藏」。但是，這種事畢竟應者寥寥而卒不成。
與其他大教一樣，佛教是一門廣大精深的哲學，有許多善行道德的教誨，但它的核心是因果報應論，要求廣大受苦者對人間惡行採取忍受和獻身精神，導致人們對社會群體的生存與奮鬥、對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也是消極與冷漠，苟且偷生。
這裏就可以探討為什麽1905年以前陳獨秀積極參加革命組織、領導安徽拒俄運動，成為江淮地區的革命領袖；而在以後，同盟會領導的全國各地武裝起義如火如荼地發展，陳獨秀卻非但不參加同盟會，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學中消極退忍思想的影響；二是如前述對同盟會綱領及骨幹分子們「誤解推翻滿清專製統治單純是一種（排滿的）狹隘的種族革命」不認同；三是如前述對同盟會強調反滿而不反帝國主義侵略不認同；四是對周圍同盟會骨幹分子反映出來的同盟會內部鉤心鬥角的矛盾有看法。如這兩年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張繼、劉光漢三人。章由於原是光復會發起人、發表大量極端的仇滿言論、博學的國學基礎（在東京舉辦國學講習會和星期日講習班，魯迅、許壽裳、錢玄同、吳承仕等都曾受業）、《蘇報》案的影響和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並領導與保皇派的論戰等，當時在革命派中的影響之大不亞於孫中山。但是，在革命戰略和策略上，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和張繼、劉光漢都與孫中山發生矛盾。如對待日本政府的態度，孫中山出於利用矛盾的考慮，不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反對；孫中山提倡民主立憲，他們反對任何立憲；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發展實業」，劉光漢主張農民群眾自發行動，「殺盡資本家」；等等。章太炎還為《民報》經費問題與孫中山，大相齟齬。他們把這些矛盾公開暴露出來，攻擊孫中山，甚至醞釀改組同盟會。至1909年章太炎終於與陶成章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與同盟會分道揚鑣。劉光漢則心術不正，竟從極左而變為叛徒。他不僅反對孫中山，繼又與章太炎、陶成章鬧翻，與革命黨人關係全麵惡化，並挑撥同盟會內部各派常起糾紛，進而提議改組同盟會總部，妄圖奪取幹事職權。而此議遭到拒絕後，他竟萌生異誌。1908年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為了分化革命黨，派人到東京用官職金錢暗中收買同盟會會員。劉光漢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權（均為同盟會會員）三人隨即變節，成為密探，後來幹了不少壞事。陳獨秀為人正派，光明磊落，雖然當時不知這些人後來墮落到那種地步，但對他們的為人和活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因此1910年他寫《存歿六絕句》懷念最親密的十二位朋友中，沒有章、張、劉三人。同時也因此影響到他對同盟會這個組織的看法，使他不願意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陳獨秀特立獨行的性格。借用馮自由評沒有參加同盟會的徐錫麟的話：他「與孫中山一係人在人事關係思想氣質方麵都有相當距離，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們均具『誌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獨立性格」。[60]
但是，說陳獨秀對佛學的信仰，絕沒有達到信徒迷信的程度，隻是把它作為一門學術來研究，似乎更正確些。正因為他對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後來新文化運動中能對佛教對中國國民性的危害給予深刻的批判。
陳獨秀、蘇曼殊的友誼，可以說達到了如膠似漆的程度。二人不僅合譯《悲慘世界》，合譯《梵文典》（陳獨秀是幫助），共研佛學，還有字畫合作。陳獨秀對蘇曼殊情誼深厚。如1906年，蘇、陳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時與鄧以蟄關係密切，有一次蘇畫一幅葬花圖贈鄧，請陳題字，陳寫了一首五絕：「羅襪玉階前，東風楊柳煙；攜鋤何年事，雙燕語便便。」[61]曼殊也是個多情種，曾有「不愛英雄愛美人」的詩句。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遊，回國時，在船上閑聊。曼殊說到在日本與女友親昵之事，陳、鄧二人開玩笑，故意表示不信，逼得蘇把女友的髮飾等物給他倆看。之後，因不能與心愛之人長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拋入海中，轉身痛哭起來。陳獨秀見此狀，表示同情，又題詩一首：「身隨番船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收拾閑情沈逝水，惱人新月故灣灣。」[62]1913年，陳獨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戶省親路過上海的曼殊，陳又激動不已，給蘇題詩一首：「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63]
蘇曼殊對陳也是情深誼長，一分離就常作詩以寄託思念。如1909年1月時，蘇與陳曾同住東京清壽館，3月，二人又同遷江戶，5月，蘇返東京時作過《過若鬆町有感示仲兄》詩一首，頗為真切：「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64]一個感到無限孤寂而對仲兄深深懷念的瘋和尚的形象，多麽活靈活現地出現在陳獨秀麵前。從下一節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多首陳獨秀抒發孤寂之苦的詩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們二人友誼之深，另一個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兩顆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蘇曼殊又一次東行時巧遇陳獨秀，這時反袁鬥爭失敗，陳又在「靜待餓死」，蘇隻得匆匆離去，又作詩《東行別仲兄》詩曰：「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65]
與其他大教一樣，佛教是一門廣大精深的哲學，有許多善行道德的教誨，但它的核心是因果報應論，要求廣大受苦者對人間惡行採取忍受和獻身精神，導致人們對社會群體的生存與奮鬥、對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也是消極與冷漠，苟且偷生。
這裏就可以探討為什麽1905年以前陳獨秀積極參加革命組織、領導安徽拒俄運動，成為江淮地區的革命領袖；而在以後，同盟會領導的全國各地武裝起義如火如荼地發展，陳獨秀卻非但不參加同盟會，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學中消極退忍思想的影響；二是如前述對同盟會綱領及骨幹分子們「誤解推翻滿清專製統治單純是一種（排滿的）狹隘的種族革命」不認同；三是如前述對同盟會強調反滿而不反帝國主義侵略不認同；四是對周圍同盟會骨幹分子反映出來的同盟會內部鉤心鬥角的矛盾有看法。如這兩年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張繼、劉光漢三人。章由於原是光復會發起人、發表大量極端的仇滿言論、博學的國學基礎（在東京舉辦國學講習會和星期日講習班，魯迅、許壽裳、錢玄同、吳承仕等都曾受業）、《蘇報》案的影響和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並領導與保皇派的論戰等，當時在革命派中的影響之大不亞於孫中山。但是，在革命戰略和策略上，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和張繼、劉光漢都與孫中山發生矛盾。如對待日本政府的態度，孫中山出於利用矛盾的考慮，不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反對；孫中山提倡民主立憲，他們反對任何立憲；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發展實業」，劉光漢主張農民群眾自發行動，「殺盡資本家」；等等。章太炎還為《民報》經費問題與孫中山，大相齟齬。他們把這些矛盾公開暴露出來，攻擊孫中山，甚至醞釀改組同盟會。至1909年章太炎終於與陶成章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與同盟會分道揚鑣。劉光漢則心術不正，竟從極左而變為叛徒。他不僅反對孫中山，繼又與章太炎、陶成章鬧翻，與革命黨人關係全麵惡化，並挑撥同盟會內部各派常起糾紛，進而提議改組同盟會總部，妄圖奪取幹事職權。而此議遭到拒絕後，他竟萌生異誌。1908年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為了分化革命黨，派人到東京用官職金錢暗中收買同盟會會員。劉光漢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權（均為同盟會會員）三人隨即變節，成為密探，後來幹了不少壞事。陳獨秀為人正派，光明磊落，雖然當時不知這些人後來墮落到那種地步，但對他們的為人和活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因此1910年他寫《存歿六絕句》懷念最親密的十二位朋友中，沒有章、張、劉三人。同時也因此影響到他對同盟會這個組織的看法，使他不願意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陳獨秀特立獨行的性格。借用馮自由評沒有參加同盟會的徐錫麟的話：他「與孫中山一係人在人事關係思想氣質方麵都有相當距離，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們均具『誌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獨立性格」。[60]
但是，說陳獨秀對佛學的信仰，絕沒有達到信徒迷信的程度，隻是把它作為一門學術來研究，似乎更正確些。正因為他對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後來新文化運動中能對佛教對中國國民性的危害給予深刻的批判。
陳獨秀、蘇曼殊的友誼，可以說達到了如膠似漆的程度。二人不僅合譯《悲慘世界》，合譯《梵文典》（陳獨秀是幫助），共研佛學，還有字畫合作。陳獨秀對蘇曼殊情誼深厚。如1906年，蘇、陳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時與鄧以蟄關係密切，有一次蘇畫一幅葬花圖贈鄧，請陳題字，陳寫了一首五絕：「羅襪玉階前，東風楊柳煙；攜鋤何年事，雙燕語便便。」[61]曼殊也是個多情種，曾有「不愛英雄愛美人」的詩句。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遊，回國時，在船上閑聊。曼殊說到在日本與女友親昵之事，陳、鄧二人開玩笑，故意表示不信，逼得蘇把女友的髮飾等物給他倆看。之後，因不能與心愛之人長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拋入海中，轉身痛哭起來。陳獨秀見此狀，表示同情，又題詩一首：「身隨番船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收拾閑情沈逝水，惱人新月故灣灣。」[62]1913年，陳獨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戶省親路過上海的曼殊，陳又激動不已，給蘇題詩一首：「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63]
蘇曼殊對陳也是情深誼長，一分離就常作詩以寄託思念。如1909年1月時，蘇與陳曾同住東京清壽館，3月，二人又同遷江戶，5月，蘇返東京時作過《過若鬆町有感示仲兄》詩一首，頗為真切：「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64]一個感到無限孤寂而對仲兄深深懷念的瘋和尚的形象，多麽活靈活現地出現在陳獨秀麵前。從下一節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多首陳獨秀抒發孤寂之苦的詩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們二人友誼之深，另一個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兩顆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蘇曼殊又一次東行時巧遇陳獨秀，這時反袁鬥爭失敗，陳又在「靜待餓死」，蘇隻得匆匆離去，又作詩《東行別仲兄》詩曰：「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