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凡與陳有接觸的歷史名人，都說他會法語，而且水平不低。胡適說：「陳獨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書。」[50]王森然說：陳獨秀「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51]柳亞子甚至說：「曼殊生平第一個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漢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52]
這兩年，除了參加亞洲和親會外，陳獨秀沒有什麽政治活動。他不像其他一般的革命者那樣踴躍參加同在東京的同盟會，而參加亞洲和親會，倒是完全符合他當時的思想狀況的。因為，和親會完全是一個亞洲革命者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際組織。章炳麟起草的《亞洲和親會約章》稱：「本會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去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53]據參加和親會成立大會並保存約章中文抄本的陶冶公在抄本「附識」上的記載：中國參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外，還有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劉申叔之妻）、蘇子穀（無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陳獨秀的好友。陳多數時間也與曼殊同居一屋。和親會由這些中國人與印度的缽羅罕·保什等首先發起，日本、緬甸、菲律賓、朝鮮諸國的革命者陸續加入，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統一戰線組織。和親會約章規定：「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為宗旨」；「亞洲各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54]
日本參加這個和親會的有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可是，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山川均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時，竟然變成擁護日本侵華的「愛國主義者」。為此，陳獨秀專門撰文譴責他的背叛：
日本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我這篇文章便是獻給他們的。
把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分別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分別開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令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者（戰時兩方的工人及社會主義者，自然都包含在內），也應該援助這一反抗戰爭；這本是我們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前輩自己所曾經實踐的遺教，而為今天我們的日本同誌所背棄了。
據我所知，首先背棄的便是山川均先生……他們都由社會主義轉向愛國之戰了。
……被壓迫民族的愛國運動是進步的，因為這一運動是給帝國主者以打擊；壓迫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是幫助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壓迫侵略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這是對於愛國運動之辯證的見解。山川、佐野、鈴木諸人不至於不懂得這個，如果他們真來責問我們，這隻是證明他們是自覺的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55]
對於山川均來說不隻是「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還背棄了1907年他親自參加的亞洲和親會的約章。而當時的陳獨秀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亞洲和親會規定會員每月聚會一次，實際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個「星期五演講會」，劉光漢與張繼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1907年8月31日），又與何震夫妻倆創辦《天義》《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外，沒有搞什麽活動。章太炎與張繼則忙於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還與劉光漢熱心為上海的《國粹學報》寫文章，鼓吹「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實際上沒有什麽精力主持亞洲和親會的工作。不過和親會的意義不在於進行了多少活動，而在於它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組織國際反帝同盟的最早嚐試者。這樣的組織，隻有各國政府出麵，才可能有所作為，若是民間人士組織，肯定不會有結果。況且約章中本來就表明這個組織是一個思想上的大雜燴：「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這樣，思想上就沒有共同語言，開起會來就變成一個「吵鬧不休的俱樂部」，怎麽可能會有統一的行動。所以，不到一年，這個組織就無形消散了。
從現有資料看，陳獨秀參加亞洲和親會後，也沒有什麽活動。不過，這麽長時間與他在一起的上述參加和親會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他對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研究肯定是有幫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這時再一次表現出「出淤泥而不染」的獨立精神。他沒有趕時髦成為一個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既沒有在上述兩個演講會上演說，也沒有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在十月革命以前，東方的社會主義者，很嚮往社會主義，像陳獨秀、蘇曼殊譯的《悲慘世界》中借男德所宣揚的那樣，主張公有製，反對私有製，反對剝削與壓迫，甚至把馬克思和《共產黨宣言》也介紹翻譯到東方來。但是，他們還分不清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一般都景仰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有的雖看到了二者的區別，也不重視，而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無政府主義的戰友。劉師培在當時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序言中，稱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為「不易之說」，與達爾文創立進化論之功不殊，可是不及無政府主義。
這兩年，除了參加亞洲和親會外，陳獨秀沒有什麽政治活動。他不像其他一般的革命者那樣踴躍參加同在東京的同盟會，而參加亞洲和親會，倒是完全符合他當時的思想狀況的。因為，和親會完全是一個亞洲革命者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際組織。章炳麟起草的《亞洲和親會約章》稱：「本會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去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53]據參加和親會成立大會並保存約章中文抄本的陶冶公在抄本「附識」上的記載：中國參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外，還有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劉申叔之妻）、蘇子穀（無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陳獨秀的好友。陳多數時間也與曼殊同居一屋。和親會由這些中國人與印度的缽羅罕·保什等首先發起，日本、緬甸、菲律賓、朝鮮諸國的革命者陸續加入，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統一戰線組織。和親會約章規定：「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為宗旨」；「亞洲各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54]
日本參加這個和親會的有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可是，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山川均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時，竟然變成擁護日本侵華的「愛國主義者」。為此，陳獨秀專門撰文譴責他的背叛：
日本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我這篇文章便是獻給他們的。
把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分別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分別開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令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者（戰時兩方的工人及社會主義者，自然都包含在內），也應該援助這一反抗戰爭；這本是我們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前輩自己所曾經實踐的遺教，而為今天我們的日本同誌所背棄了。
據我所知，首先背棄的便是山川均先生……他們都由社會主義轉向愛國之戰了。
……被壓迫民族的愛國運動是進步的，因為這一運動是給帝國主者以打擊；壓迫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是幫助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壓迫侵略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這是對於愛國運動之辯證的見解。山川、佐野、鈴木諸人不至於不懂得這個，如果他們真來責問我們，這隻是證明他們是自覺的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55]
對於山川均來說不隻是「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還背棄了1907年他親自參加的亞洲和親會的約章。而當時的陳獨秀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亞洲和親會規定會員每月聚會一次，實際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個「星期五演講會」，劉光漢與張繼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1907年8月31日），又與何震夫妻倆創辦《天義》《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外，沒有搞什麽活動。章太炎與張繼則忙於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還與劉光漢熱心為上海的《國粹學報》寫文章，鼓吹「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實際上沒有什麽精力主持亞洲和親會的工作。不過和親會的意義不在於進行了多少活動，而在於它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組織國際反帝同盟的最早嚐試者。這樣的組織，隻有各國政府出麵，才可能有所作為，若是民間人士組織，肯定不會有結果。況且約章中本來就表明這個組織是一個思想上的大雜燴：「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這樣，思想上就沒有共同語言，開起會來就變成一個「吵鬧不休的俱樂部」，怎麽可能會有統一的行動。所以，不到一年，這個組織就無形消散了。
從現有資料看，陳獨秀參加亞洲和親會後，也沒有什麽活動。不過，這麽長時間與他在一起的上述參加和親會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他對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研究肯定是有幫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這時再一次表現出「出淤泥而不染」的獨立精神。他沒有趕時髦成為一個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既沒有在上述兩個演講會上演說，也沒有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在十月革命以前，東方的社會主義者，很嚮往社會主義，像陳獨秀、蘇曼殊譯的《悲慘世界》中借男德所宣揚的那樣，主張公有製，反對私有製，反對剝削與壓迫，甚至把馬克思和《共產黨宣言》也介紹翻譯到東方來。但是，他們還分不清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一般都景仰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有的雖看到了二者的區別，也不重視，而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無政府主義的戰友。劉師培在當時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序言中，稱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為「不易之說」，與達爾文創立進化論之功不殊，可是不及無政府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