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革命排滿」論高揚的情況下，能用這樣明白的語言說出清朝皇帝也是中國人，清朝滅明不是亡國，是要有很大的理論勇氣的。把亡國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國民性不好，這國民自然包括漢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漢民，更要有勇氣。更可貴的是，他接著還說了「亡國還不必換朝」的道理：
不但亡國與換朝不同，而且亡國還不必換朝。隻要這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外國占奪去了，也不必要外國人來做皇帝，並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換，而國卻真是亡了。
這是多麽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聯繫到當時的革命者對《辛醜條約》以後的中國的認識，有幾個有這樣的深度？聯繫到以後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和汪偽時期的中國，它的遠見性也顯而易見。深刻性和遠見性，就是真理的徹底性。陳獨秀宣講的就是這樣的真理。所以，陳獨秀一生革命始終不忘反帝。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不徹底，總是失敗，就是因為對帝國主義總是抱有幻想，總想依靠帝國主義來反清反北洋軍閥。
話又說回來，發展中的客觀事物總是不可能那麽完美。陳獨秀的思想也許太理性、太徹底了，所以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中往往曲高和寡，不為世俗所理解。因為，幾百年的清王朝的確是滿族這個少數民族統治大漢民族，而且這個民族統治集團的狹隘性，使它不能實行「滿漢一家」的政策，始終想表現和保持其滿族的優越性，時時不忘記在階級壓迫之上，再加種族壓迫，即使像袁世凱這樣忠心效命於清王朝的漢官，也受到猜忌和排斥，更不要說它不得不任用的其他漢官了，這表明它的統治基礎是很孤立很脆弱的。因此，在革命風潮到來時，「革命排滿」的口號，不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而且比陳獨秀的「國民啟蒙」口號，更能吸引革命者。這大概是陳獨秀為什麽參加革命較早，而在以後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卻少有作為，以及與同盟會元老們關係密切，卻始終不參加同盟會及以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的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中國人的悲劇，也許也被這時的陳獨秀點中了。因為即使在現在，又有多少中國人能自覺理解陳獨秀的國家觀、民主觀、科學觀，並為此而去努力奮鬥呢！
1904～1905年的陳獨秀，探尋中國衰亡原因，找到了國民性不好的答案，並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本來應當繼續深入探索國民性所以如此不好的根源是什麽，即是什麽導致國民不關心國家危機？是什麽造成國民聽天命、迷信鬼神？又如何改造這種不好的國民性？陳獨秀當時沒有能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麽？過去一般的研究主要認為是客觀形勢有了變化，因為1905年，由於革命派三個小組織在東京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統一的革命領導機關同盟會，並立即在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高潮，陳被捲入到這個高潮中去，無暇再做這種理論探索工作。這當然是一個實際情況。但是筆者認為，從主觀上來分析，當時的陳獨秀，的確也缺少回答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知識和經驗。更新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在更加豐富的實踐中產生的。陳雖然是天才，也不能憑空產生思想。
從現存22期《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來看，內容雖然十分廣泛，有政治、礦務、民俗、教育、歷史、地理等，說明他知識廣博，但都緊扣兩個主題：一是政治上反帝愛國救亡；二是文化上宣傳民主、科學。對象是廣大民眾，而不是上層和少數人，即反對國民對國家危亡形勢的麻木及思想意識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後。不過，如上所述，這時陳獨秀所宣傳的民主，主要是反對國民對國事的麻木，即把國家主權和命運交給皇帝和政府胡為的傳統觀念。例如《論安徽的礦務》和《安徽的煤礦》二文，[88]具體列出安徽十幾個州縣煤礦資本情況後指出：「二十幾處，就有十七處，或合洋股，或掛洋股，或掛洋旗，中國人獨自辦得妥當的卻很少。」接著就深入淺出地講述一般老百姓不明白的帝國主義由經濟侵略必然發展到軍事侵略的道理：「我們中國人，隻知道恨洋人，殺教士，到（倒）是洋人把我們中國人的命脈弄著去了，我們中國人還是不在意哩。你道什麽是中國人的命脈呢？就是各處的礦山了……他們洋人，占人家的土地，滅人家的國度，其先總是哄著那地方的官民，開採幾處礦山。他既開了礦，必定又要造運礦的鐵路，既開礦山，又造鐵路……那洋人必定借保護商務為名，調洋兵來駐紮礦山鐵路左近。到了洋兵來的時候，他們那種強梁的舉動，還用再說嗎……單看看眼前的東三省，當初也不過是讓俄國開幾處礦山，造一條鐵路。東三省的人，都看著不在意哩，那曉得到了拳匪亂起，俄國隻借保護礦山鐵路為名，調來大兵，就把偌大的東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
陳獨秀講歷史，也是重在講述歷朝興衰原因，褒貶朝政善惡，鼓吹革命。如他寫的夏、商、周更替這段歷史，就用了《湯武革命》這個標題，說夏桀為王時，橫征重稅，搜盡百姓銀錢，全國人民自然要切齒痛恨，反對朝廷了。成湯便大興人馬，直向京城進發，「不幾日革命軍便破了王軍」，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成湯用伊尹做了宰相，在京城內外，「設了些大小學堂，教育眾人的德性才藝」。這時候讀書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專心經營衣食，不暇求學，因此認識字的都很少，湯王設了這些學堂，倒著實有益。六百多年後，紂王接位，加收重稅，招養兵卒，「壓製眾民，不許議論國政。那曉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越發激成民變」。周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湯王廢君救民的念頭，一天訪得一位賢人薑子牙。這薑子牙的為人，與眾不同，生平誌氣，「隻知有保國救民四個大字，除此以外的錢財官爵，都看做狗矢一般」……在《十四年共和》中，陳獨秀講周厲王暴政被推翻，也用了「革命」和「國民革命軍」的新詞，說厲王每下一旨意，萬民同聲怨罵。於是讓一位善於警察的衛巫帶領許多無賴之徒，四下裏明察暗訪，如有二人私聚在一處談論國政的，便拿去斬首，「國民莫不怒髮衝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漲似一天。國民正在驚濤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聰明人，發出一種壯快的議論，大聲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象春雷一動，百草發芽一般，國民無不揭竿響應，革命軍大得勝利」。「厲王逃去之後，國民新創共和製度，不立國王，公舉周公、召公二人，為全國國民的代表，協辦內外一切國政，號曰共和。」
不但亡國與換朝不同，而且亡國還不必換朝。隻要這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外國占奪去了，也不必要外國人來做皇帝，並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換，而國卻真是亡了。
這是多麽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聯繫到當時的革命者對《辛醜條約》以後的中國的認識，有幾個有這樣的深度？聯繫到以後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和汪偽時期的中國，它的遠見性也顯而易見。深刻性和遠見性，就是真理的徹底性。陳獨秀宣講的就是這樣的真理。所以，陳獨秀一生革命始終不忘反帝。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不徹底，總是失敗，就是因為對帝國主義總是抱有幻想，總想依靠帝國主義來反清反北洋軍閥。
話又說回來，發展中的客觀事物總是不可能那麽完美。陳獨秀的思想也許太理性、太徹底了，所以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中往往曲高和寡，不為世俗所理解。因為，幾百年的清王朝的確是滿族這個少數民族統治大漢民族，而且這個民族統治集團的狹隘性，使它不能實行「滿漢一家」的政策，始終想表現和保持其滿族的優越性，時時不忘記在階級壓迫之上，再加種族壓迫，即使像袁世凱這樣忠心效命於清王朝的漢官，也受到猜忌和排斥，更不要說它不得不任用的其他漢官了，這表明它的統治基礎是很孤立很脆弱的。因此，在革命風潮到來時，「革命排滿」的口號，不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而且比陳獨秀的「國民啟蒙」口號，更能吸引革命者。這大概是陳獨秀為什麽參加革命較早，而在以後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卻少有作為，以及與同盟會元老們關係密切，卻始終不參加同盟會及以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的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中國人的悲劇，也許也被這時的陳獨秀點中了。因為即使在現在，又有多少中國人能自覺理解陳獨秀的國家觀、民主觀、科學觀，並為此而去努力奮鬥呢！
1904～1905年的陳獨秀，探尋中國衰亡原因，找到了國民性不好的答案，並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本來應當繼續深入探索國民性所以如此不好的根源是什麽，即是什麽導致國民不關心國家危機？是什麽造成國民聽天命、迷信鬼神？又如何改造這種不好的國民性？陳獨秀當時沒有能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麽？過去一般的研究主要認為是客觀形勢有了變化，因為1905年，由於革命派三個小組織在東京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統一的革命領導機關同盟會，並立即在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高潮，陳被捲入到這個高潮中去，無暇再做這種理論探索工作。這當然是一個實際情況。但是筆者認為，從主觀上來分析，當時的陳獨秀，的確也缺少回答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知識和經驗。更新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在更加豐富的實踐中產生的。陳雖然是天才，也不能憑空產生思想。
從現存22期《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來看，內容雖然十分廣泛，有政治、礦務、民俗、教育、歷史、地理等，說明他知識廣博，但都緊扣兩個主題：一是政治上反帝愛國救亡；二是文化上宣傳民主、科學。對象是廣大民眾，而不是上層和少數人，即反對國民對國家危亡形勢的麻木及思想意識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後。不過，如上所述，這時陳獨秀所宣傳的民主，主要是反對國民對國事的麻木，即把國家主權和命運交給皇帝和政府胡為的傳統觀念。例如《論安徽的礦務》和《安徽的煤礦》二文，[88]具體列出安徽十幾個州縣煤礦資本情況後指出：「二十幾處，就有十七處，或合洋股，或掛洋股，或掛洋旗，中國人獨自辦得妥當的卻很少。」接著就深入淺出地講述一般老百姓不明白的帝國主義由經濟侵略必然發展到軍事侵略的道理：「我們中國人，隻知道恨洋人，殺教士，到（倒）是洋人把我們中國人的命脈弄著去了，我們中國人還是不在意哩。你道什麽是中國人的命脈呢？就是各處的礦山了……他們洋人，占人家的土地，滅人家的國度，其先總是哄著那地方的官民，開採幾處礦山。他既開了礦，必定又要造運礦的鐵路，既開礦山，又造鐵路……那洋人必定借保護商務為名，調洋兵來駐紮礦山鐵路左近。到了洋兵來的時候，他們那種強梁的舉動，還用再說嗎……單看看眼前的東三省，當初也不過是讓俄國開幾處礦山，造一條鐵路。東三省的人，都看著不在意哩，那曉得到了拳匪亂起，俄國隻借保護礦山鐵路為名，調來大兵，就把偌大的東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
陳獨秀講歷史，也是重在講述歷朝興衰原因，褒貶朝政善惡，鼓吹革命。如他寫的夏、商、周更替這段歷史，就用了《湯武革命》這個標題，說夏桀為王時，橫征重稅，搜盡百姓銀錢，全國人民自然要切齒痛恨，反對朝廷了。成湯便大興人馬，直向京城進發，「不幾日革命軍便破了王軍」，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成湯用伊尹做了宰相，在京城內外，「設了些大小學堂，教育眾人的德性才藝」。這時候讀書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專心經營衣食，不暇求學，因此認識字的都很少，湯王設了這些學堂，倒著實有益。六百多年後，紂王接位，加收重稅，招養兵卒，「壓製眾民，不許議論國政。那曉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越發激成民變」。周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湯王廢君救民的念頭，一天訪得一位賢人薑子牙。這薑子牙的為人，與眾不同，生平誌氣，「隻知有保國救民四個大字，除此以外的錢財官爵，都看做狗矢一般」……在《十四年共和》中，陳獨秀講周厲王暴政被推翻，也用了「革命」和「國民革命軍」的新詞，說厲王每下一旨意，萬民同聲怨罵。於是讓一位善於警察的衛巫帶領許多無賴之徒，四下裏明察暗訪，如有二人私聚在一處談論國政的，便拿去斬首，「國民莫不怒髮衝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漲似一天。國民正在驚濤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聰明人，發出一種壯快的議論，大聲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象春雷一動，百草發芽一般，國民無不揭竿響應，革命軍大得勝利」。「厲王逃去之後，國民新創共和製度，不立國王，公舉周公、召公二人，為全國國民的代表，協辦內外一切國政，號曰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