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對陳獨秀這段話不以為然，把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政府腐敗排除在中國衰亡原因之外，似乎不是愛國者、革命者應有的思想。其實，陳獨秀這裏並沒有為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政府腐敗辯護的意思，不過是把這兩個因素視為當時中國衰亡的現象來對待，把它與國民性不好相比較來看，後者具有根本的意義。應該說，這個觀點與我們慣常把帝國主義侵略和政府腐敗當作中國衰亡主要原因的傳統觀點比較起來，是更深刻的。因為，若當時沒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是衰弱的；若沒有人民起來推翻腐敗的清政府，也不可能改變中國衰亡的現狀。
接著他寫《亡國的原因》[86]，舉了兩種不好的國民性質，並進行分析批判。
一、「隻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做官的，「無非想弄幾文錢，回家去闊氣，至於國家怎樣才能興旺，怎樣才可以比世界各國還要強硬，怎樣才可以為民除害，怎樣才可以為國興利，這些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至於士農工商各項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話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說起國家的事，他總說國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幹呢！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隻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
陳獨秀指出：「列位呀！要知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國若大亂，家何能保呢！」然後，他以庚子賠款四萬萬兩銀子，亂事雖然在北方，南方幾省也要攤賠款，百姓都要出捐，來講「一國大亂，一家不能獨保」的道理；並以猶太古國的百姓，隻知有家不知有國而被滅國，猶太人沒有國家保護隻得東飄西盪，被別國人欺侮的實例，進行論證。
二、「隻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文章批判了「靠天吃飯」「聽天由命」等一係列「糊塗的俗話」，指出：「天地間無論什麽事，能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興旺，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我中國人都是聽天由命，不肯盡人力振作自強，所以一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洋人占奪去了，也不知設法挽回哩。我看日後洋人來滅中國，中國人做奴隸，扯順民旗的，少不得又是這班聽天由命的人了。」
文章以科學的知識解釋道：「列位要知道天是一股氣，並沒什麽私心作主，專要洋人興旺中國衰敗的道理。命是格外荒唐的話了，俗話說得好：『禍福無門，為人日招』，那有什麽命定的話呢？不過是算命的胡亂湊幾個天幹地支叫做命，騙騙飯吃罷了。」
陳獨秀1901年去日本時，就自覺地懷著一顆探尋「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的「緣故」的心，現在，經過幾年的探索，他初步找到了這個答案——國民性質不好！而從他對國民性質的分析中，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麵：民主與科學。
民主問題，當時突出表現在對「國家」認識上：國民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所以，人民隻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也就不關心國家危亡形勢，不參加救亡運動。
陳獨秀認為：「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行使主權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一國之中，隻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什麽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這裏，陳的武器，顯然是盧梭《民約論》的思想。
國家是全國人的大家，政府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君主與國民是平等的——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民主觀、國家觀。與後來《新青年》時期的陳相比，這時他的民主觀顯然是初步的、膚淺的，但與當時一般國民比，甚至與先進的革命誌士比，卻是先進的。特別可貴的是，他一開始就不同意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把革命視為「排滿」的種族鬥爭。當時的革命誌士中，大多數是仇滿者，認為中國的衰亡、外敵的入侵，都是滿族統治的結果，甚至認為清人入關，推翻漢族的明王朝就是「亡國」了，即中國在發生亡於洋人的危險之前，早已亡於滿人了。因此，他們認為滿人是同胞之「公敵」「公仇」，必須「驅逐」。他們的口號是「革命排滿」「建立共和」。當時的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這種思想。而且他們都聚集到孫中山的旗幟下，於是也影響到孫中山，「驅除韃虜」這個種族革命的口號，寫進了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誓約書」。「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成了同盟會的宗旨。當時這種「革命排滿」的輿論在革命者中形成強大的壓力，而且貫穿於資產階級反清革命的全過程。對待「排滿」的態度，甚至作為劃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線。
但是，陳獨秀獨立思考，明確表示不能苟同。他在《安徽俗話報》上的文章，承認清朝皇帝是中國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國的政府。他在解說「亡國」二字時指出：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這國裏無論是那個做皇帝，隻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字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占去，這才算是「亡國」。[87]
接著他寫《亡國的原因》[86]，舉了兩種不好的國民性質，並進行分析批判。
一、「隻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做官的，「無非想弄幾文錢，回家去闊氣，至於國家怎樣才能興旺，怎樣才可以比世界各國還要強硬，怎樣才可以為民除害，怎樣才可以為國興利，這些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至於士農工商各項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話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說起國家的事，他總說國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幹呢！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隻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
陳獨秀指出：「列位呀！要知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國若大亂，家何能保呢！」然後，他以庚子賠款四萬萬兩銀子，亂事雖然在北方，南方幾省也要攤賠款，百姓都要出捐，來講「一國大亂，一家不能獨保」的道理；並以猶太古國的百姓，隻知有家不知有國而被滅國，猶太人沒有國家保護隻得東飄西盪，被別國人欺侮的實例，進行論證。
二、「隻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文章批判了「靠天吃飯」「聽天由命」等一係列「糊塗的俗話」，指出：「天地間無論什麽事，能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興旺，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我中國人都是聽天由命，不肯盡人力振作自強，所以一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洋人占奪去了，也不知設法挽回哩。我看日後洋人來滅中國，中國人做奴隸，扯順民旗的，少不得又是這班聽天由命的人了。」
文章以科學的知識解釋道：「列位要知道天是一股氣，並沒什麽私心作主，專要洋人興旺中國衰敗的道理。命是格外荒唐的話了，俗話說得好：『禍福無門，為人日招』，那有什麽命定的話呢？不過是算命的胡亂湊幾個天幹地支叫做命，騙騙飯吃罷了。」
陳獨秀1901年去日本時，就自覺地懷著一顆探尋「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的「緣故」的心，現在，經過幾年的探索，他初步找到了這個答案——國民性質不好！而從他對國民性質的分析中，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麵：民主與科學。
民主問題，當時突出表現在對「國家」認識上：國民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所以，人民隻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也就不關心國家危亡形勢，不參加救亡運動。
陳獨秀認為：「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行使主權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一國之中，隻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什麽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這裏，陳的武器，顯然是盧梭《民約論》的思想。
國家是全國人的大家，政府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君主與國民是平等的——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民主觀、國家觀。與後來《新青年》時期的陳相比，這時他的民主觀顯然是初步的、膚淺的，但與當時一般國民比，甚至與先進的革命誌士比，卻是先進的。特別可貴的是，他一開始就不同意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把革命視為「排滿」的種族鬥爭。當時的革命誌士中，大多數是仇滿者，認為中國的衰亡、外敵的入侵，都是滿族統治的結果，甚至認為清人入關，推翻漢族的明王朝就是「亡國」了，即中國在發生亡於洋人的危險之前，早已亡於滿人了。因此，他們認為滿人是同胞之「公敵」「公仇」，必須「驅逐」。他們的口號是「革命排滿」「建立共和」。當時的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這種思想。而且他們都聚集到孫中山的旗幟下，於是也影響到孫中山，「驅除韃虜」這個種族革命的口號，寫進了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誓約書」。「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成了同盟會的宗旨。當時這種「革命排滿」的輿論在革命者中形成強大的壓力，而且貫穿於資產階級反清革命的全過程。對待「排滿」的態度，甚至作為劃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線。
但是，陳獨秀獨立思考，明確表示不能苟同。他在《安徽俗話報》上的文章，承認清朝皇帝是中國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國的政府。他在解說「亡國」二字時指出：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這國裏無論是那個做皇帝，隻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字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占去，這才算是「亡國」。[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