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籌辦《國民日日報》。章士釗於1902年3月到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與汪希顏是同學。這時正好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到南京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結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章士釗等籌備的《國民日日報》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誌士。
《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餘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不「為爆炸性之一擊」。[63]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鹹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64]
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裏《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淩晨，習以為常。[65]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裏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麵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66]（俗話說「虱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67]
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麽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了。
同時，從當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看，陳獨秀不願意享受其嗣父陳衍庶為其創造的公子少爺那種優裕的生活條件，卻挑選這種危險艱苦潦倒的生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情趣和誌向所在。
但是，《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準商民售閱：「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等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蜚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仰各屬府州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準買看。如有寄售《國日日民報》，提究。」[68]而且，清政府派人偵得，「該報執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慫人觀聽，藉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於是，又傳令總稅務司和各地郵政局，嚴禁銷售，以「杜其銷路，絕其來源」。[69]10月7日，上海知縣汪鬱琨即發出告示：「不準商民購讀或寄銷《國民日日報》。」[70]
可見，清政府對《國民日日報》是十分害怕的。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寄，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71]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卻是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從其1902～1904年的革命活動可以看出，陳一開始就以艱苦奮鬥的實踐精神，注重思想啟蒙，著眼全體國民的發動、重視宣傳、組織工作的領袖姿態出現，與那些重行動而不重思想啟蒙，或依靠少數人而不注意發動群眾，或輕視實踐的口頭革命派及沒有組織能力的一般戰士，形成鮮明對比。但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落後和資產階級的弱小，決定了像陳這樣的革命者是少數，因此他們不可能改變中國民主革命初期失敗的總體結局。
何梅士、蘇曼殊
——早期的兩位特殊友人
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以前的早期革命活動中，陳獨秀也進行了許多文化活動。可貴的是，他在進行這些文化活動時，是自覺地為政治活動服務的，帶有反對封建舊文化、提倡民主新文化的文化啟蒙運動的性質，並以這個標準處理朋友的親疏，從而團結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戰友。
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章士釗等籌備的《國民日日報》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誌士。
《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餘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不「為爆炸性之一擊」。[63]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鹹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64]
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裏《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淩晨，習以為常。[65]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裏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麵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66]（俗話說「虱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67]
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麽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了。
同時，從當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看，陳獨秀不願意享受其嗣父陳衍庶為其創造的公子少爺那種優裕的生活條件，卻挑選這種危險艱苦潦倒的生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情趣和誌向所在。
但是，《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準商民售閱：「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等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蜚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仰各屬府州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準買看。如有寄售《國日日民報》，提究。」[68]而且，清政府派人偵得，「該報執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慫人觀聽，藉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於是，又傳令總稅務司和各地郵政局，嚴禁銷售，以「杜其銷路，絕其來源」。[69]10月7日，上海知縣汪鬱琨即發出告示：「不準商民購讀或寄銷《國民日日報》。」[70]
可見，清政府對《國民日日報》是十分害怕的。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寄，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71]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卻是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從其1902～1904年的革命活動可以看出，陳一開始就以艱苦奮鬥的實踐精神，注重思想啟蒙，著眼全體國民的發動、重視宣傳、組織工作的領袖姿態出現，與那些重行動而不重思想啟蒙，或依靠少數人而不注意發動群眾，或輕視實踐的口頭革命派及沒有組織能力的一般戰士，形成鮮明對比。但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落後和資產階級的弱小，決定了像陳這樣的革命者是少數，因此他們不可能改變中國民主革命初期失敗的總體結局。
何梅士、蘇曼殊
——早期的兩位特殊友人
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以前的早期革命活動中，陳獨秀也進行了許多文化活動。可貴的是，他在進行這些文化活動時，是自覺地為政治活動服務的，帶有反對封建舊文化、提倡民主新文化的文化啟蒙運動的性質，並以這個標準處理朋友的親疏，從而團結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