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汪希顏三首[52]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製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汪希顏是後來陳獨秀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的胞兄。陳在信仰維新主義時相識，二人對教育製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
題西鄉南州遊獵圖[53]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前詩表明陳獨秀對有思想的革命誌士的重視。國民大多數處於愚昧狀態固然可悲，但正因為如此，更需要少數先驅者去做啟蒙的工作。後詩則表現了在這國家大變革時期，將不顧敵手如何強大和左右怎樣的幹擾，自己決心獨立思考和探索，犧牲個人利益而為國事勇於獻身、一往無前的精神。
拒俄運動一開始，就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和恐慌。東京留學生集會後，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便致電兩江總督端方：「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為拒俄，實為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54]同時，清政府也密諭「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55]雖然後來清廷否認曾發出此諭，但清政府鎮壓拒俄運動卻是事實。
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也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知府桂瑛甚至化裝混到現場聽陳獨秀等人演說。當時報紙報導：「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56]桂瑛在藏書樓貼出鎮壓布告曰：
訪聞近有東洋遊學回國之人，在該處私設會社，演說悖妄之詞，搖惑人心，實屬荒謬，有違國家法律。現奉撫麵諭，不準演說，私設會社，如違拿辦。[57]
同時他又呈報兩江總督端方。安徽巡撫聶某也親自出馬，宣布學生不準「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
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誌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布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獨秀一體緝獲。」[58]端方同時還奏請政府飭令各省一體緝拿。於是，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
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幹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是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導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誌士之一紀念，故錄之。」[59]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60]因此，史家認為，「清朝末年，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安慶藏書樓演說」；將陳這一段的活動概括為「傳播新知，牖啟民智，宣傳愛國，鼓吹革命」，[61]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有人認為，這時的陳獨秀在愛國會擬章中提出「遵守國家秩序」、「恢復國權基礎」等，沒有提反清口號，陳還是一個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改良主義者。其創一國民同盟會，「不受異族之侵淩」之異族是指外國侵略者，不是「排滿」。因此他是一個「改良的愛國主義者」。但是，歷史的邏輯是：以媚外賣國求自存的清政府，連這樣的愛國者都不能容忍，終於把陳獨秀這樣的大批原來崇尚改良的愛國者推上革命的道路。所以，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鄒容、章士釗等人及其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有強烈的仇滿情緒。他們當時主要的目標是通過反帝宣傳，鼓動人們起來進行反清革命，推翻滿族統治，並以《蘇報》為主要陣地。尤其是1903年6月聘用章士釗為主筆主持報務後，《蘇報》實行重大改革。其改革宣言稱：「吾將大索天下之所謂健將者，相與鏖戰公敵，以放一線光明於昏天黑暗之中。」[62]公開揭出用革命輿論指導中國政局變化的旗幟，對清朝反動統治和保皇派發起激烈攻擊。當時正值劇烈鼓吹「革命排滿」的鄒容名著《革命軍》和章炳麟名著《駁康有為》先後出版，《蘇報》即發表章炳麟為《革命軍》寫的序文，並著文介紹二書，公開號召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推翻君主製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疾呼「中華共和國萬歲！」引起社會極大震動。於是，清政府即行鎮壓。6月29日發出查禁「愛國學社」和《蘇報》，捉拿陳範、章炳麟、鄒容、龍積之等七人的牌告。30日，在愛國學社捕去章炳麟，然後，章又寫信勸鄒容、龍積之等投案。當時，督辦此案的候補道俞明震本打算嚇退當事人，不了了之，不想真的逮捕人，擴大事態，不可收拾。所以，他們都有機會逃脫。但是，章炳麟卻書生意氣，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準備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來向社會宣示這種反清革命事業的正義性，坐等巡捕來逮捕。鄒、龍二人也來投案自首。這固然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誌士的英雄獻身精神，但革命者還是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和損失。陳獨秀一生多次擺脫緝捕，同樣表現了另一種革命精神。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製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汪希顏是後來陳獨秀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的胞兄。陳在信仰維新主義時相識，二人對教育製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
題西鄉南州遊獵圖[53]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前詩表明陳獨秀對有思想的革命誌士的重視。國民大多數處於愚昧狀態固然可悲，但正因為如此，更需要少數先驅者去做啟蒙的工作。後詩則表現了在這國家大變革時期，將不顧敵手如何強大和左右怎樣的幹擾，自己決心獨立思考和探索，犧牲個人利益而為國事勇於獻身、一往無前的精神。
拒俄運動一開始，就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和恐慌。東京留學生集會後，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便致電兩江總督端方：「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為拒俄，實為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54]同時，清政府也密諭「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55]雖然後來清廷否認曾發出此諭，但清政府鎮壓拒俄運動卻是事實。
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也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知府桂瑛甚至化裝混到現場聽陳獨秀等人演說。當時報紙報導：「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56]桂瑛在藏書樓貼出鎮壓布告曰：
訪聞近有東洋遊學回國之人，在該處私設會社，演說悖妄之詞，搖惑人心，實屬荒謬，有違國家法律。現奉撫麵諭，不準演說，私設會社，如違拿辦。[57]
同時他又呈報兩江總督端方。安徽巡撫聶某也親自出馬，宣布學生不準「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
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誌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布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獨秀一體緝獲。」[58]端方同時還奏請政府飭令各省一體緝拿。於是，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
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幹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是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導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誌士之一紀念，故錄之。」[59]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60]因此，史家認為，「清朝末年，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安慶藏書樓演說」；將陳這一段的活動概括為「傳播新知，牖啟民智，宣傳愛國，鼓吹革命」，[61]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有人認為，這時的陳獨秀在愛國會擬章中提出「遵守國家秩序」、「恢復國權基礎」等，沒有提反清口號，陳還是一個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改良主義者。其創一國民同盟會，「不受異族之侵淩」之異族是指外國侵略者，不是「排滿」。因此他是一個「改良的愛國主義者」。但是，歷史的邏輯是：以媚外賣國求自存的清政府，連這樣的愛國者都不能容忍，終於把陳獨秀這樣的大批原來崇尚改良的愛國者推上革命的道路。所以，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鄒容、章士釗等人及其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有強烈的仇滿情緒。他們當時主要的目標是通過反帝宣傳，鼓動人們起來進行反清革命，推翻滿族統治，並以《蘇報》為主要陣地。尤其是1903年6月聘用章士釗為主筆主持報務後，《蘇報》實行重大改革。其改革宣言稱：「吾將大索天下之所謂健將者，相與鏖戰公敵，以放一線光明於昏天黑暗之中。」[62]公開揭出用革命輿論指導中國政局變化的旗幟，對清朝反動統治和保皇派發起激烈攻擊。當時正值劇烈鼓吹「革命排滿」的鄒容名著《革命軍》和章炳麟名著《駁康有為》先後出版，《蘇報》即發表章炳麟為《革命軍》寫的序文，並著文介紹二書，公開號召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推翻君主製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疾呼「中華共和國萬歲！」引起社會極大震動。於是，清政府即行鎮壓。6月29日發出查禁「愛國學社」和《蘇報》，捉拿陳範、章炳麟、鄒容、龍積之等七人的牌告。30日，在愛國學社捕去章炳麟，然後，章又寫信勸鄒容、龍積之等投案。當時，督辦此案的候補道俞明震本打算嚇退當事人，不了了之，不想真的逮捕人，擴大事態，不可收拾。所以，他們都有機會逃脫。但是，章炳麟卻書生意氣，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準備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來向社會宣示這種反清革命事業的正義性，坐等巡捕來逮捕。鄒、龍二人也來投案自首。這固然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誌士的英雄獻身精神，但革命者還是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和損失。陳獨秀一生多次擺脫緝捕，同樣表現了另一種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