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立軍失敗為轉機，秦力山等人拋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說明留學生思想的急劇分化。這些人，都因《勵學譯編》的關係，成了陳獨秀的朋友。他們和他們的報刊，都給陳以影響（在後來創辦《青年雜誌》時，還可以看到《國民報》和國民社給陳的影響），所以，陳雖曾接受過康梁改良派的主張，陳的思想日漸左傾。再加上，因戊戌政變和「勤王」起義失敗，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揮之不去，他急於採取行動。所以，不久，陳即與張繼退出勵誌會，並於1902年3月回國，約熱血青年何春台、潘贊化、葛溫仲、張伯寅、柏文蔚等，在安慶姚家口北的藏書樓拉開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的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麵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麵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誌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當時的《大公報》還報導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36]
《大公報》上的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導。而這也的確是陳一生革命與啟蒙運動、政治生涯的開始。
不過，實事求是說，陳獨秀他們當時的思想，還隻是在反帝愛國的改良主義水平上，還未達到孫中山的推倒清政府的「革命」程度。因為當時對他們刺激最強烈的是八國聯軍的軍事入侵和俄國拒絕撤軍所造成的亡國危險。此乃燃眉之急。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甚至還沒有達到康、梁（改革政治體製，實行君主立憲）的深度。但在活動上，他們又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即著重於廣大民眾的啟蒙，著眼於從根本上救國的遠景，而不是像康、梁注重於上層而又醉心於保皇，也不是像孫中山依靠少數激進誌士及華僑，並以單純「排滿」為號召。當時保皇改良派與排滿革命派互相攻訐，爭論得很厲害，陳獨秀卻清醒地保持著獨立的立場。他作詩曰：「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
這裏，又一次顯示出他獨立思想者的特色。
不過，從廣義上說，反帝愛國運動畢竟是民族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內容。而且由於中國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勢力互相勾結的特殊關係，反帝必然導向反封建、反對清王朝的統治。所以，1902年陳獨秀的這些活動，可以說，標誌著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這也說明，陳獨秀的思想發展是與時代先進思想的發展同步的，他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列，而且他更注重實踐。
果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醉心賣國求存的清政府，對陳獨秀等人的反帝愛國活動不能允許。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誌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裏、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義大利獨立前馬誌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義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37]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麵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跡的真實史料。
1902年的這些活動，標誌著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轉折。從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起，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拉開序幕，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一方麵表現了革命誌士英勇犧牲的精神，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另一方麵，以「排滿」的種族革命為旗幟，理論準備不足，社會基礎狹窄，起義規模較小，都以失敗而告終，社會影響也不大。
進入20世紀，以留日學生中《譯書彙編》《國民報》的創辦、勵誌會分裂、青年會成立為標誌，表明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新式教育事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型知識階層崛起，積極參加到資產階級革命中來。這個階層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會思想和科學文化的知識分子組成，是中國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因此他們的加入，使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麵目為之一新，並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在1911年以前的中國民主革命中，排滿以推翻清王朝的種族革命的色彩較重，因此這個革命無論在反帝還是在反封建上，都是很不徹底的。唯有陳獨秀等一開始就根據西方民主主義，自覺地為中國人民的獨立、平等、民主、自由目標而奮鬥。所以，陳是一個真正的自覺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無論從時間還是從思想上說，他不愧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
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的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麵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麵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誌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當時的《大公報》還報導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36]
《大公報》上的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導。而這也的確是陳一生革命與啟蒙運動、政治生涯的開始。
不過，實事求是說，陳獨秀他們當時的思想，還隻是在反帝愛國的改良主義水平上，還未達到孫中山的推倒清政府的「革命」程度。因為當時對他們刺激最強烈的是八國聯軍的軍事入侵和俄國拒絕撤軍所造成的亡國危險。此乃燃眉之急。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甚至還沒有達到康、梁（改革政治體製，實行君主立憲）的深度。但在活動上，他們又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即著重於廣大民眾的啟蒙，著眼於從根本上救國的遠景，而不是像康、梁注重於上層而又醉心於保皇，也不是像孫中山依靠少數激進誌士及華僑，並以單純「排滿」為號召。當時保皇改良派與排滿革命派互相攻訐，爭論得很厲害，陳獨秀卻清醒地保持著獨立的立場。他作詩曰：「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
這裏，又一次顯示出他獨立思想者的特色。
不過，從廣義上說，反帝愛國運動畢竟是民族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內容。而且由於中國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勢力互相勾結的特殊關係，反帝必然導向反封建、反對清王朝的統治。所以，1902年陳獨秀的這些活動，可以說，標誌著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這也說明，陳獨秀的思想發展是與時代先進思想的發展同步的，他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列，而且他更注重實踐。
果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醉心賣國求存的清政府，對陳獨秀等人的反帝愛國活動不能允許。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誌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裏、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義大利獨立前馬誌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義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37]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麵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跡的真實史料。
1902年的這些活動，標誌著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轉折。從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起，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拉開序幕，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一方麵表現了革命誌士英勇犧牲的精神，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另一方麵，以「排滿」的種族革命為旗幟，理論準備不足，社會基礎狹窄，起義規模較小，都以失敗而告終，社會影響也不大。
進入20世紀，以留日學生中《譯書彙編》《國民報》的創辦、勵誌會分裂、青年會成立為標誌，表明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新式教育事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型知識階層崛起，積極參加到資產階級革命中來。這個階層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會思想和科學文化的知識分子組成，是中國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因此他們的加入，使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麵目為之一新，並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在1911年以前的中國民主革命中，排滿以推翻清王朝的種族革命的色彩較重，因此這個革命無論在反帝還是在反封建上，都是很不徹底的。唯有陳獨秀等一開始就根據西方民主主義，自覺地為中國人民的獨立、平等、民主、自由目標而奮鬥。所以，陳是一個真正的自覺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無論從時間還是從思想上說，他不愧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