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春天，由帝國主義侵略激起的山東、河北地區農民反洋教的義和團運動，由於被清政府利用，很快席捲平津城市，東北的義和團也向瀋陽發展，給帝國主義各國以沉重打擊。英、法、美、俄、日、意、奧、德遂組成「八國聯軍」入侵，對清政府宣戰，8月中旬攻進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與此同時，沙皇俄國還派出十萬侵略軍，以「護路」為名，分五路，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如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大屠殺，火燒璦琿城等。中國居民被殺害二十餘萬人。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仆遊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姦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
他又說到中東鐵路的情形：
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33]
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隻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身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隻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幹。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34]
他產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這時梁啓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隻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導，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35]
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陳獨秀要準備去日本留學了。陳獨秀原來說要「去到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去日本經濟和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這裏，已經可以滿足他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我們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獨秀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但是，陳獨秀絕不是一個安分守己死讀書的學生。既然他不是來單純學習知識，而主要是來尋找中國衰弱原因的，所以，入學不久，他就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誌會」。但是，這時「勵誌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原先這些學生對孫中山和梁啓超都很景仰，似乎並不關心他們之間的政治分野。而且，由於梁啓超倚仗在剛剛失敗的戊戌政變的聲名，在學生中有更大的影響。勵誌會中的有些會員如秦力山、沈雲翔、戢元丞、吳祿貞等聽了梁的召喚，還回國參加了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軍在江淮地區進行的擁護光緒帝君主立憲的勤王起義。但是，這次起義失敗後，有些會員的思想發生變化，勵誌會分裂為兩派：穩健派和激烈派。穩健派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接近官場，凡有政府派員考察日本，常任翻譯，對日本帝國勢力的發展十分崇拜，並站在維護清王朝立場上，鼓吹君主立憲，被激進派的人士視為墮落的官場走狗。激進派中有秦力山、戢元丞、沈雲翔、張繼等人，認為清政府腐敗，難以挽救，受盧梭《民約論》影響，傾向於民主革命。秦、戢、沈等人是參加自立軍起義的。秦在失敗後到新加坡斥責康有為貪汙起義經費，憤然與康絕交；又回到日本橫濱找梁啓超，梁為躲避自立軍將士的責難而他去。於是，秦力山跑到東京，與同為找梁算帳不著的戢元丞一起在1901年5月辦起了《國民報》，倡革命、排滿之說。明確與已經墮落成保皇黨的康梁派劃清界限，發表激烈批判康、梁的文章。秦力山自任總編輯，參與其事的還有編輯《譯書彙編》的楊廷棟、楊蔭杭、雷奮，還有張繼等。於是，《國民報》成為最早提倡顛覆清王朝的刊物，並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理論武器，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而在留學生中獨具特色。秦力山等人在創辦《國民報》同時，還組織了「國民社」，張揚革命為宗旨，提出「革除奴隸之積性，振起國民之精神，使中國四萬萬人同享天賦之權利」。
仆遊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姦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
他又說到中東鐵路的情形：
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33]
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隻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身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隻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幹。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34]
他產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這時梁啓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隻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導，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35]
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陳獨秀要準備去日本留學了。陳獨秀原來說要「去到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去日本經濟和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這裏，已經可以滿足他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我們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獨秀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但是，陳獨秀絕不是一個安分守己死讀書的學生。既然他不是來單純學習知識，而主要是來尋找中國衰弱原因的，所以，入學不久，他就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誌會」。但是，這時「勵誌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原先這些學生對孫中山和梁啓超都很景仰，似乎並不關心他們之間的政治分野。而且，由於梁啓超倚仗在剛剛失敗的戊戌政變的聲名，在學生中有更大的影響。勵誌會中的有些會員如秦力山、沈雲翔、戢元丞、吳祿貞等聽了梁的召喚，還回國參加了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軍在江淮地區進行的擁護光緒帝君主立憲的勤王起義。但是，這次起義失敗後，有些會員的思想發生變化，勵誌會分裂為兩派：穩健派和激烈派。穩健派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接近官場，凡有政府派員考察日本，常任翻譯，對日本帝國勢力的發展十分崇拜，並站在維護清王朝立場上，鼓吹君主立憲，被激進派的人士視為墮落的官場走狗。激進派中有秦力山、戢元丞、沈雲翔、張繼等人，認為清政府腐敗，難以挽救，受盧梭《民約論》影響，傾向於民主革命。秦、戢、沈等人是參加自立軍起義的。秦在失敗後到新加坡斥責康有為貪汙起義經費，憤然與康絕交；又回到日本橫濱找梁啓超，梁為躲避自立軍將士的責難而他去。於是，秦力山跑到東京，與同為找梁算帳不著的戢元丞一起在1901年5月辦起了《國民報》，倡革命、排滿之說。明確與已經墮落成保皇黨的康梁派劃清界限，發表激烈批判康、梁的文章。秦力山自任總編輯，參與其事的還有編輯《譯書彙編》的楊廷棟、楊蔭杭、雷奮，還有張繼等。於是，《國民報》成為最早提倡顛覆清王朝的刊物，並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理論武器，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而在留學生中獨具特色。秦力山等人在創辦《國民報》同時，還組織了「國民社」，張揚革命為宗旨，提出「革除奴隸之積性，振起國民之精神，使中國四萬萬人同享天賦之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