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文字中，我們至少可以得知，在1901年4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創刊號上刊出的安慶代售處聯繫人和捐銀者名單中的陳獨秀，在1898年9月後與勵誌會同人遊學各省時相識，1900年《勵學譯編》籌備時，給陳獨秀通了信，請其允設代售處，陳還願捐銀三元。而對他們仿日本、傳西學、疏民智、挽國亡的做法和宗旨，陳獨秀是完全贊同的。隻是陳的外文還沒學，不能參加而已。而且，從《勵學譯編》所載的「本社譯人辦事諸君姓氏」及代售處名單中，該誌聯絡之人及地區相當廣泛，除了蘇州、安慶外，還有上海、無錫、杭州、南昌、南京、江陰、日本等處。這些地方中，日本留學生與勵誌譯社及《勵學譯編》的關係最密切，因此也與陳獨秀的關係密切。據勵學譯社成員包天笑回憶：「那時有幾位朋友，留學日本，我們常與他們通訊，並且蘇州設立了日本郵便局，我們常委託他們郵寄書報，在文化交通上，較為便利。」「那時中國政府派出去留學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資留學者也很多。我們所認識的有楊廷棟、周祖培諸君，他們都是學政法的。」在創辦《勵學譯編》時，「我們這一群朋友中，便與這班留日學生聯絡起來，常常通信。他們在書信中，告訴我們種種事情。」[29]
實際上，這裏提到的楊廷棟、周祖培等留日學生，與蘇州的勵誌譯社互為影響、互相支持，做著同樣的工作。原來，當時在日本留學生中也有一個「勵誌會」的組織，成立於1900年春，其宗旨不過是聯絡感情，策勵誌節，是一個聯誼性組織。但是，由於國難頻頻，政治熱情也很高，經常探討中國衰弱的原因和變革轉強的出路。於是，在蘇州《勵學譯編》創刊前四個月的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就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日本留學生中，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的《譯書彙編》，其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被稱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自後各省學生次第倡辦月刊，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謂《譯書彙編》實為之倡也」。日本的這些江蘇留學生當時都在專門為中國留學生學日語辦的東京專門學校學習。他們邊學邊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學說著作翻譯過來（如楊廷棟譯的盧梭《民約論》，此外他們還譯了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自由原論》等），正好適應了留學生追求學習西方先進思潮的需要。而蘇州《勵學譯編》與他們不僅有通信聯繫，還有業務聯繫，所刊譯著大半譯自日文，而且轉載《譯書彙編》上的文章。《勵學譯編》在東京的代售處就是《譯書彙編》發行所，同時，《勵學譯編》還刊出代售《譯書彙編》的gg。蘇州吳縣人周祖培不久回國後，參加了勵學譯社工作。
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提供了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蹤、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係統的資料，學什麽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文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這是他從小養成的性格，追求獨立自由發展的精神表現，他是自學成才的典型，與魯迅、胡適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這也是與他留學的目的是尋找救國的方案而不是學一門專業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遊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昔凡善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愛好不同的獨秀在這裏受到薰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30]
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孫伯醇還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3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誌》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弟兄倆「辛苦歸閭裏，母已長棄捐」，可惜未能「骨肉全」——與母親見上最後一麵。母親是當時陳獨秀心目中最敬愛最眷戀的親人，「無言執兄手，淚濕雍門弦」，[32]這可能是重感情、知恩情的他，一生中第一次嚐到失去親人的痛苦。然而，使他更為痛苦和迷茫的是他的改良主義信仰由於戊戌政變的失敗、康梁出逃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犧牲而遭到沉重打擊。於是，因母親逝世，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這一次他在帝國主義侵華第一線親身體驗到國亡家破民苦的滋味，更堅定了他探索救亡道路的決心。
實際上，這裏提到的楊廷棟、周祖培等留日學生，與蘇州的勵誌譯社互為影響、互相支持，做著同樣的工作。原來，當時在日本留學生中也有一個「勵誌會」的組織，成立於1900年春，其宗旨不過是聯絡感情，策勵誌節，是一個聯誼性組織。但是，由於國難頻頻，政治熱情也很高，經常探討中國衰弱的原因和變革轉強的出路。於是，在蘇州《勵學譯編》創刊前四個月的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就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日本留學生中，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的《譯書彙編》，其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被稱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自後各省學生次第倡辦月刊，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謂《譯書彙編》實為之倡也」。日本的這些江蘇留學生當時都在專門為中國留學生學日語辦的東京專門學校學習。他們邊學邊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學說著作翻譯過來（如楊廷棟譯的盧梭《民約論》，此外他們還譯了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自由原論》等），正好適應了留學生追求學習西方先進思潮的需要。而蘇州《勵學譯編》與他們不僅有通信聯繫，還有業務聯繫，所刊譯著大半譯自日文，而且轉載《譯書彙編》上的文章。《勵學譯編》在東京的代售處就是《譯書彙編》發行所，同時，《勵學譯編》還刊出代售《譯書彙編》的gg。蘇州吳縣人周祖培不久回國後，參加了勵學譯社工作。
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提供了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蹤、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係統的資料，學什麽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文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這是他從小養成的性格，追求獨立自由發展的精神表現，他是自學成才的典型，與魯迅、胡適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這也是與他留學的目的是尋找救國的方案而不是學一門專業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遊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昔凡善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愛好不同的獨秀在這裏受到薰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30]
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孫伯醇還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3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誌》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弟兄倆「辛苦歸閭裏，母已長棄捐」，可惜未能「骨肉全」——與母親見上最後一麵。母親是當時陳獨秀心目中最敬愛最眷戀的親人，「無言執兄手，淚濕雍門弦」，[32]這可能是重感情、知恩情的他，一生中第一次嚐到失去親人的痛苦。然而，使他更為痛苦和迷茫的是他的改良主義信仰由於戊戌政變的失敗、康梁出逃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犧牲而遭到沉重打擊。於是，因母親逝世，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這一次他在帝國主義侵華第一線親身體驗到國亡家破民苦的滋味，更堅定了他探索救亡道路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