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則即在他的著作末尾呼應道：「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時事日非，不堪設想，爰采舊聞旅話暨白人所論，管蠡所及，集成一篇……願質諸海內同誌，共抱杞憂。」
青年時期的陳獨秀在南京
陳獨秀在文中說他「略述沿江形勢，舉辦諸端，是引領於我國政府」，並參考了曾國藩、胡林翼「通靖長江為平盪東南」即鎮壓太平天國的經驗，供清政府防內亂，禦外侮之用。在表示了強烈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時，也表現了維護清政府、鼓吹改良主義的立場。
存在決定意識，陳獨秀當時的這種思想立場，是完全符合歷史狀況的。當時是康梁維新主義思潮上升時期，連孫中山也曾向李鴻章投書，主張變法自強。同時，他的祖輩和父輩，也都參加了鎮壓被稱為「長毛造反」的太平天國運動，而把曾國藩、胡林翼視為為國除奸的英雄。
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陳獨秀的這本書，「後麵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26]
學西學 轉為「亂黨」
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落榜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27]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此，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28]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影響的刊物。這就涉及《勵學譯編》是一本什麽樣的雜誌？編譯者是一些什麽樣的人？
《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鬱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以「采東西政治、格致諸學，創譯本以餉天下」為方針，分期譯載新學圖書，介紹給中國的思想界。自從鴉片戰爭的炮火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後，有些有識之士逐漸感到中國的落後，開始有一種向西方學習的覺悟。於是，開學館，學外文，出外留學，譯介西學論著，逐漸流行起來。自然，這些事，開始時是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進行的，民間是沒有條件的，而且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最早從學習和運用自然科學著手。從時間上來說，這個過程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由於隨著洋務派主持的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和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介紹和學習自然科學的工作，開始受到重視，逐漸發展起來。1862年，主持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奕，奏準在北京設同文館，招收八旗子弟，學習外國語文字。但是，該館設立之初，並無學習自然科學的課程，隻是給開設學堂學習外國知識創了一個先例。然後，主要在上海和廣州這類學堂逐漸地多起來，教師大部聘用外國人擔任，開設英文、法文、物理、化學、電學、礦學、醫學、天文、地理等課程。中日甲午戰爭後，改良派認為日本所以戰勝中國，首先是日本遍設各類學校，技藝先進，人才眾多。他們要求政府積極提倡設立新式學堂，並學習德國、日本的經驗，光緒皇帝特下明詔，命令全國各省、府、縣、鄉，一律興辦學堂。於是，又掀起一個西學高潮。雖然1898年的維新運動是失敗了，但向西方和日本尋求救國方案的潮流，已經不可逆轉，而且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重點迅速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轉移，一時，譯介西方新思潮在愛國知識分子中成為時髦和渴望。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成立公開的翻譯出版機構「譯書公會」，聲明其章程為「以采譯泰西切用書籍為宗旨」，向倫敦、巴黎等地，購買關於政治、教育、法律、天文、商務、軍事等方麵的新書，次第譯出，每周匯訂成《譯書公會報》，精印發行，並匯譯當時各國報紙如英國《泰晤士報》、法國《勒當報》、德國《東方報》、美國《自立報》等內容，輔以編者和譯者的論說，以開民智，廣見聞。
可能是受了上海「譯書公會」和《譯書公會報》的影響和啟發，江蘇吳縣的汪鬱年、包清柱、祝天齡、顧培基等人，同年夏，在蘇州城裏亦成立「勵誌會」，研習英、法、日語和外國學問。隔年戊戌變法時，他們又議設蒙學學堂，旁及閱報藏書會（圖書館）。後來，變法失敗，同誌星散，遊學而去他省。1900年夏，這些人倦遊歸蘇，復聚集在一起。恰逢北方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進京，國事迫在眉睫，於是他們相商譯書辦刊物事，準備「人譯一書，月出一編，以質海內」。這是《勵學譯編》創刊號上《勵學譯社緣起》一文中說的他們籌備的過程。進而，聲明他們的宗旨是：「日本之盛也，其書足以資我，其學足以師我」；而其始也，隻是二三學人翻譯西學圖書，並且鍥而不捨，以至譯學大昌。今日同社學之，持之以恆，他日「民智賴以疏通乎，世變賴以挽救乎，未可知也。同社勉之矣」。
青年時期的陳獨秀在南京
陳獨秀在文中說他「略述沿江形勢，舉辦諸端，是引領於我國政府」，並參考了曾國藩、胡林翼「通靖長江為平盪東南」即鎮壓太平天國的經驗，供清政府防內亂，禦外侮之用。在表示了強烈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時，也表現了維護清政府、鼓吹改良主義的立場。
存在決定意識，陳獨秀當時的這種思想立場，是完全符合歷史狀況的。當時是康梁維新主義思潮上升時期，連孫中山也曾向李鴻章投書，主張變法自強。同時，他的祖輩和父輩，也都參加了鎮壓被稱為「長毛造反」的太平天國運動，而把曾國藩、胡林翼視為為國除奸的英雄。
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陳獨秀的這本書，「後麵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26]
學西學 轉為「亂黨」
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落榜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27]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此，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28]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影響的刊物。這就涉及《勵學譯編》是一本什麽樣的雜誌？編譯者是一些什麽樣的人？
《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鬱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以「采東西政治、格致諸學，創譯本以餉天下」為方針，分期譯載新學圖書，介紹給中國的思想界。自從鴉片戰爭的炮火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後，有些有識之士逐漸感到中國的落後，開始有一種向西方學習的覺悟。於是，開學館，學外文，出外留學，譯介西學論著，逐漸流行起來。自然，這些事，開始時是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進行的，民間是沒有條件的，而且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最早從學習和運用自然科學著手。從時間上來說，這個過程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由於隨著洋務派主持的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和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介紹和學習自然科學的工作，開始受到重視，逐漸發展起來。1862年，主持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奕，奏準在北京設同文館，招收八旗子弟，學習外國語文字。但是，該館設立之初，並無學習自然科學的課程，隻是給開設學堂學習外國知識創了一個先例。然後，主要在上海和廣州這類學堂逐漸地多起來，教師大部聘用外國人擔任，開設英文、法文、物理、化學、電學、礦學、醫學、天文、地理等課程。中日甲午戰爭後，改良派認為日本所以戰勝中國，首先是日本遍設各類學校，技藝先進，人才眾多。他們要求政府積極提倡設立新式學堂，並學習德國、日本的經驗，光緒皇帝特下明詔，命令全國各省、府、縣、鄉，一律興辦學堂。於是，又掀起一個西學高潮。雖然1898年的維新運動是失敗了，但向西方和日本尋求救國方案的潮流，已經不可逆轉，而且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重點迅速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轉移，一時，譯介西方新思潮在愛國知識分子中成為時髦和渴望。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成立公開的翻譯出版機構「譯書公會」，聲明其章程為「以采譯泰西切用書籍為宗旨」，向倫敦、巴黎等地，購買關於政治、教育、法律、天文、商務、軍事等方麵的新書，次第譯出，每周匯訂成《譯書公會報》，精印發行，並匯譯當時各國報紙如英國《泰晤士報》、法國《勒當報》、德國《東方報》、美國《自立報》等內容，輔以編者和譯者的論說，以開民智，廣見聞。
可能是受了上海「譯書公會」和《譯書公會報》的影響和啟發，江蘇吳縣的汪鬱年、包清柱、祝天齡、顧培基等人，同年夏，在蘇州城裏亦成立「勵誌會」，研習英、法、日語和外國學問。隔年戊戌變法時，他們又議設蒙學學堂，旁及閱報藏書會（圖書館）。後來，變法失敗，同誌星散，遊學而去他省。1900年夏，這些人倦遊歸蘇，復聚集在一起。恰逢北方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進京，國事迫在眉睫，於是他們相商譯書辦刊物事，準備「人譯一書，月出一編，以質海內」。這是《勵學譯編》創刊號上《勵學譯社緣起》一文中說的他們籌備的過程。進而，聲明他們的宗旨是：「日本之盛也，其書足以資我，其學足以師我」；而其始也，隻是二三學人翻譯西學圖書，並且鍥而不捨，以至譯學大昌。今日同社學之，持之以恆，他日「民智賴以疏通乎，世變賴以挽救乎，未可知也。同社勉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