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這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充分地表現在迄今發現的他的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中。
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麵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著全麵而深刻的認識：「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為此，作者採用舊有資料、旅行者的記述和外國人的一些論述，寫了這部著作，略述長江（當時稱揚子江）沿江形勢，提出各處重要地段軍事設防意見，供清政府參考，以「勉付梨災，願質諸海內同誌，共抱杞憂」。
該著從四川上遊開始，到東海出口，圍繞長壽、荊州、嶽州（今嶽陽）、武漢、九江與南昌、三山（小孤山、馬當山、金雞山）、安慶、蕪湖、金陵（南京）、鎮江、吳淞口等十幾個要鎮為中心，詳細敘述了萬裏揚子江各個江段的地形地貌、水文交通（如江水迂迴曲折的流向、水中流沙的運動、潮汐規律與江水涸漲等）、軍事教訓、歷史變故等種種情況，有針對性地、十分具體地提出一係列如何加強軍事設防的意見（如何處可憑險而據，「一人守禦，萬夫莫伐」；何處平坦，需駐重兵；何處可「恃水為防」，需開浚江道；何處需利用高點架設炮台；何處潮汛莫測舟過需謹慎；何處地勢隱藏可泊戰船；等等）。從文中注釋看，這些設防意見還是粗略的，同時，作者還有一篇《揚子江籌防芻議》，至今還未發現。
這部石刻豎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幹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即1897年）冬，並在文末特別註明：「光緒丁酉冬懷寧陳幹生自識。」如果沒有如此明確的署名、時間及注識，我們很難想像這部資料如此詳盡、專業知識如此高深、思想如此深刻、眼界如此高遠的軍事著作，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隻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著，採摘著，咀嚼著，最後形成這篇至今仍不失有參考價值的軍事名著。由此也足顯他的天賦之高。
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25]前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序論」三章的標題是：「沿岸繁盛之情況」「航路」「沿岸之鐵道線」；第二編標題是：「就富源上所見之揚子江」；第三編標題是：「就兵備上所見之揚子江」；第四編標題是：「結論」。後書共六章：「航行水程」「沿岸產業之概況」「沿岸之諸港」「長江之汽船」等。可見陳獨秀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對揚子江沿岸形勢敘述的資料，不少來自此二書。而對於列強侵吞中國的危亡之「杞憂」，並從加強揚子江的防務著手挽救此危的愛國主義心緒，則可能是受了林繁作其書意圖的刺激，並與這兩本書的譯者序言相呼應的。
日本法學士林繁在其「序論」中明白寫出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在甲午戰爭後瓜分中國的貪婪心態後，竟然也毫不掩飾地承認，他寫這本書的意圖也是效法於他們的：「嗚呼！國於東亞萬裏之外者，其情尚如此，況吾日本界處東洋，與之僅隔一衣帶水，而今乃如睹對岸火災，視為不甚幹己之事，豈不深足怪哉。故餘不敢辭撰述之勢，而作是編，亦欲我日本人之耳目，與歐人同一視聽已。」
中國譯者汪國屏則在序言中說：「蕭何收秦圖籍而定漢業，讀史者皆服其此舉之智矣。嗚呼！庸詎知今日他國之為蕭何者，如林如雨，而吾華無遠近大小，皆在其所收圖籍之中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何他國之智於知我，而我華人而不惟不知彼，且竟然不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並他人所知之我，而己亦不知之矣。嗚呼！是何待戰而徒敗？」汪國屏指出，這種不自知的情況，使吾華「自落於印度、埃及之窠而後已」。為此他「懼吾華人將千秋萬歲終無有自知之一日，雖或知之，終無有自立之一日也，因亟取日本林君揚子江一書而譯之，使吾國人見他國蕭何之智能焉」。
湯釗在序言中的抱憂更是深沉。他在論述揚子江對於中華民族猶如「呼吸血管」和「生命」後指出：「浩浩乎，揚子江之河流乎，主吾國者宜如何寶之也？而乃百務廢弛，國政萎靡，行政理財諸大道，曾不知所措理之。嗚呼，土地不能自治，財權不能自振，外人焉得而不覬覦之。自甲午以來，歐人之注意於吾國，欲擇肥而噬之者，莫不經營方略，立說陳詞，殷殷豈堪於揚子江畔，謀廣植範圍之勢力矣。噫，如此國土，如此富源，如此繁庶之人民，如此膏腴之土壤，己不能治，而人慾治之，己不能謀，而人代謀之。遂舉數千年之古國，黃帝之子孫，而為之軛之塞之淪陷之，為他人掣其項，絕其生機矣。前途茫茫，豈堪問乎！」寫到此，他深深地感嘆：「山河如昨，隕泣新亭，臥榻囂然，任人鼾睡，我國民豈能超然乎！」
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麵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著全麵而深刻的認識：「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為此，作者採用舊有資料、旅行者的記述和外國人的一些論述，寫了這部著作，略述長江（當時稱揚子江）沿江形勢，提出各處重要地段軍事設防意見，供清政府參考，以「勉付梨災，願質諸海內同誌，共抱杞憂」。
該著從四川上遊開始，到東海出口，圍繞長壽、荊州、嶽州（今嶽陽）、武漢、九江與南昌、三山（小孤山、馬當山、金雞山）、安慶、蕪湖、金陵（南京）、鎮江、吳淞口等十幾個要鎮為中心，詳細敘述了萬裏揚子江各個江段的地形地貌、水文交通（如江水迂迴曲折的流向、水中流沙的運動、潮汐規律與江水涸漲等）、軍事教訓、歷史變故等種種情況，有針對性地、十分具體地提出一係列如何加強軍事設防的意見（如何處可憑險而據，「一人守禦，萬夫莫伐」；何處平坦，需駐重兵；何處可「恃水為防」，需開浚江道；何處需利用高點架設炮台；何處潮汛莫測舟過需謹慎；何處地勢隱藏可泊戰船；等等）。從文中注釋看，這些設防意見還是粗略的，同時，作者還有一篇《揚子江籌防芻議》，至今還未發現。
這部石刻豎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幹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即1897年）冬，並在文末特別註明：「光緒丁酉冬懷寧陳幹生自識。」如果沒有如此明確的署名、時間及注識，我們很難想像這部資料如此詳盡、專業知識如此高深、思想如此深刻、眼界如此高遠的軍事著作，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隻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著，採摘著，咀嚼著，最後形成這篇至今仍不失有參考價值的軍事名著。由此也足顯他的天賦之高。
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25]前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序論」三章的標題是：「沿岸繁盛之情況」「航路」「沿岸之鐵道線」；第二編標題是：「就富源上所見之揚子江」；第三編標題是：「就兵備上所見之揚子江」；第四編標題是：「結論」。後書共六章：「航行水程」「沿岸產業之概況」「沿岸之諸港」「長江之汽船」等。可見陳獨秀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對揚子江沿岸形勢敘述的資料，不少來自此二書。而對於列強侵吞中國的危亡之「杞憂」，並從加強揚子江的防務著手挽救此危的愛國主義心緒，則可能是受了林繁作其書意圖的刺激，並與這兩本書的譯者序言相呼應的。
日本法學士林繁在其「序論」中明白寫出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在甲午戰爭後瓜分中國的貪婪心態後，竟然也毫不掩飾地承認，他寫這本書的意圖也是效法於他們的：「嗚呼！國於東亞萬裏之外者，其情尚如此，況吾日本界處東洋，與之僅隔一衣帶水，而今乃如睹對岸火災，視為不甚幹己之事，豈不深足怪哉。故餘不敢辭撰述之勢，而作是編，亦欲我日本人之耳目，與歐人同一視聽已。」
中國譯者汪國屏則在序言中說：「蕭何收秦圖籍而定漢業，讀史者皆服其此舉之智矣。嗚呼！庸詎知今日他國之為蕭何者，如林如雨，而吾華無遠近大小，皆在其所收圖籍之中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何他國之智於知我，而我華人而不惟不知彼，且竟然不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並他人所知之我，而己亦不知之矣。嗚呼！是何待戰而徒敗？」汪國屏指出，這種不自知的情況，使吾華「自落於印度、埃及之窠而後已」。為此他「懼吾華人將千秋萬歲終無有自知之一日，雖或知之，終無有自立之一日也，因亟取日本林君揚子江一書而譯之，使吾國人見他國蕭何之智能焉」。
湯釗在序言中的抱憂更是深沉。他在論述揚子江對於中華民族猶如「呼吸血管」和「生命」後指出：「浩浩乎，揚子江之河流乎，主吾國者宜如何寶之也？而乃百務廢弛，國政萎靡，行政理財諸大道，曾不知所措理之。嗚呼，土地不能自治，財權不能自振，外人焉得而不覬覦之。自甲午以來，歐人之注意於吾國，欲擇肥而噬之者，莫不經營方略，立說陳詞，殷殷豈堪於揚子江畔，謀廣植範圍之勢力矣。噫，如此國土，如此富源，如此繁庶之人民，如此膏腴之土壤，己不能治，而人慾治之，己不能謀，而人代謀之。遂舉數千年之古國，黃帝之子孫，而為之軛之塞之淪陷之，為他人掣其項，絕其生機矣。前途茫茫，豈堪問乎！」寫到此，他深深地感嘆：「山河如昨，隕泣新亭，臥榻囂然，任人鼾睡，我國民豈能超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