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往往把考試視為「災難」。尤其是科舉考試，因為如果要想取得好成績，必須被迫服從他人之意來答題，還要遵守那些嚴格的規則，對於少年陳獨秀來說，對考試不僅厭惡，更是害怕。請看他在自傳中對這次災難的回顧：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考場了。我背著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麵是要低頭彎腰的。矮屋的三麵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麵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幹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麵前，就算是寫字檯，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麵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
陳在寫此自傳時，正在獄中，過去他也坐過幾次牢，從來沒有見他講述過在獄中生活如何難受到這種地步，可見這考試的「災難」在他心目中留下多麽難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豎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本來對科舉製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狀，「看呆了一兩個鍾頭」，可見，他事先做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麽能考中？可他卻說這次鄉試，「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鍾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誌，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製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啓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鍾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想到這裏，他已經顧不及「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的事了。
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他回憶當時自己的思想狀況時說：
以前，在家裏讀書的時候，天天隻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麽東西，和我有什麽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麽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出呢。想到這裏，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20]
這裏說的思想啟蒙，如以上他自述所指，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當時反對維新派的胡思敬說，《時務報》「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欲所雲，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21]頑固派的屠仁守也說：《時務報》發行以後，「雖以僻寂荒城，而皆輾轉丐托，千裏遞寄，數人得共閱一編，資為程課」。[22]特別是主編梁啓超在上麵發表的文章，宣傳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的變法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是偽造的文獻，以激情洋溢的筆調，闡述能否認真實行變法是關乎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又以通俗的文字發揮新穎的思想，所寫的文章完全適應當時初次接觸和渴望新事物的知識分子心理，從思想和感情上深深打動讀者。這樣的思想和文章，自然得到自小就討厭四書五經、八股文的陳獨秀的喜愛。所以，鄉試結束後，陳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23]並與「一輩後生小子」，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恆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從這裏可以看到陳等「一輩後生小子」，當時舌戰群儒，是多麽鬥誌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24]
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考場了。我背著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麵是要低頭彎腰的。矮屋的三麵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麵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幹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麵前，就算是寫字檯，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麵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
陳在寫此自傳時，正在獄中，過去他也坐過幾次牢，從來沒有見他講述過在獄中生活如何難受到這種地步，可見這考試的「災難」在他心目中留下多麽難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豎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本來對科舉製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狀，「看呆了一兩個鍾頭」，可見，他事先做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麽能考中？可他卻說這次鄉試，「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鍾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誌，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製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啓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鍾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想到這裏，他已經顧不及「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的事了。
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他回憶當時自己的思想狀況時說：
以前，在家裏讀書的時候，天天隻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麽東西，和我有什麽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麽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出呢。想到這裏，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20]
這裏說的思想啟蒙，如以上他自述所指，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當時反對維新派的胡思敬說，《時務報》「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欲所雲，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21]頑固派的屠仁守也說：《時務報》發行以後，「雖以僻寂荒城，而皆輾轉丐托，千裏遞寄，數人得共閱一編，資為程課」。[22]特別是主編梁啓超在上麵發表的文章，宣傳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的變法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是偽造的文獻，以激情洋溢的筆調，闡述能否認真實行變法是關乎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又以通俗的文字發揮新穎的思想，所寫的文章完全適應當時初次接觸和渴望新事物的知識分子心理，從思想和感情上深深打動讀者。這樣的思想和文章，自然得到自小就討厭四書五經、八股文的陳獨秀的喜愛。所以，鄉試結束後，陳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23]並與「一輩後生小子」，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恆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從這裏可以看到陳等「一輩後生小子」，當時舌戰群儒，是多麽鬥誌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24]
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