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政治壓力和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賈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陳獨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編修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筆者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並提出疑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狀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緊接著發生十月革命，由此，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然後，筆者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及最終解體的歷史教訓和20世紀50年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我們發現，在民主革命後，即使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奢談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的空想。所以，陳獨秀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民主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會緊接著很快發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是，這時他的這個觀點還是動搖的。直到1938年，陳獨秀才真正有所覺悟，連續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對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必須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全麵論述。這時，陳獨秀才變成上述批判中所稱的地地道道的所謂「二次革命論者」。但是，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繩在晚年也明確指出：所謂「二次革命論」，「這確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講不斷革命論，就是這個意思」。[12]
改革開放後，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起初對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爭論得很激烈。鄧小平說，不爭論這個問題，「摸著石頭過河」，先幹起來再說，因此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2001年，中共中央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四 新版毛選放棄了五項「反革命罪」的指控
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定下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五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隻知道陳獨秀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他究竟有什麽主張，進行了什麽活動，為什麽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黨的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客觀上」「走向反革命方麵去了」。就這樣，懾於黨的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幾十年過去了，這幾乎成了鐵案。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建黨有功」時，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麵去了。」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從1929年陳獨秀與托派開始接觸，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張、托派活動以及與黨的爭論，都是在少數人中、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他的政治主張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動報導，也大多發表在印量極少的托派油印的機關報、小冊子、傳單和私人通信上。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數留在大陸的托派骨幹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2日，在上麵的命令下，全國一致行動，把大陸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著搞了一個全國性的肅託運動，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徹底清查出來，作為絕密檔案被嚴密封存。於是，陳獨秀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被封鎖了起來。「文革」中，管理失控，資料暴露。1980年、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看到了這些檔案，終於了解到陳獨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1942年逝世的係統主張和活動狀況，同時也了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在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覆滅的歷史全過程。
隨後，筆者在運用這些資料編輯《陳獨秀後期研究資料》（內容包括陳獨秀未刊文章、書信、他人寫的回憶錄及其他各種有關陳獨秀的珍貴資料）的同時，撰寫了《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論文，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在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上，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敘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期間，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文章指出：在陳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日反國民黨」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做過許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稱其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視其為「反革命」。因為在民主革命時期，衡量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隻能是一個：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獨裁統治。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派。而他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問題上，他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就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策略而言，這沒有錯，隻是在運用到中國實際中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但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且，從長遠來看，陳獨秀對中共政權的命運預測是否正確，還有待觀察。至於說陳反蘇、反共產國際（主要是反史達林），這倒是事實，但這種反對是完全正確的，是偉大的預見，不能被定為所謂「罪名」。
改革開放後，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起初對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爭論得很激烈。鄧小平說，不爭論這個問題，「摸著石頭過河」，先幹起來再說，因此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2001年，中共中央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四 新版毛選放棄了五項「反革命罪」的指控
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定下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五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隻知道陳獨秀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他究竟有什麽主張，進行了什麽活動，為什麽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黨的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客觀上」「走向反革命方麵去了」。就這樣，懾於黨的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幾十年過去了，這幾乎成了鐵案。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建黨有功」時，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麵去了。」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從1929年陳獨秀與托派開始接觸，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張、托派活動以及與黨的爭論，都是在少數人中、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他的政治主張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動報導，也大多發表在印量極少的托派油印的機關報、小冊子、傳單和私人通信上。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數留在大陸的托派骨幹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2日，在上麵的命令下，全國一致行動，把大陸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著搞了一個全國性的肅託運動，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徹底清查出來，作為絕密檔案被嚴密封存。於是，陳獨秀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被封鎖了起來。「文革」中，管理失控，資料暴露。1980年、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看到了這些檔案，終於了解到陳獨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1942年逝世的係統主張和活動狀況，同時也了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在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覆滅的歷史全過程。
隨後，筆者在運用這些資料編輯《陳獨秀後期研究資料》（內容包括陳獨秀未刊文章、書信、他人寫的回憶錄及其他各種有關陳獨秀的珍貴資料）的同時，撰寫了《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論文，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在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上，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敘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期間，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文章指出：在陳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日反國民黨」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做過許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稱其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視其為「反革命」。因為在民主革命時期，衡量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隻能是一個：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獨裁統治。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派。而他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問題上，他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就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策略而言，這沒有錯，隻是在運用到中國實際中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但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且，從長遠來看，陳獨秀對中共政權的命運預測是否正確，還有待觀察。至於說陳反蘇、反共產國際（主要是反史達林），這倒是事實，但這種反對是完全正確的，是偉大的預見，不能被定為所謂「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