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並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3月19日一份發向全國的13號文件，[4]主題雖是防止對陳獨秀的不妥當宣傳及「不準翻案」，但其中也不得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共黨史範本，即1991年、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獲中宣部、文化部獎的電影《開天闢地》、電視劇《日出東方》，都熱情洋溢地歌頌了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歷史功績。可見，此時已比較徹底地否定了統治中國輿論界幾十年的「五四無陳論」和「一大」「錯誤選擇論」的傳統觀念。
二 13號文件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1935年12月1日，當時在蘇聯人民中威望比史達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被刺殺。此案由於兇手和偵查兇手的人員很快被消滅，至今還是個謎。但是，史達林迅速抓住時機，對過去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意見者，進行了大審判、大清洗。從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國外的托洛茨基，在國內的，經過逼供信後，全部槍斃；原先已被驅逐出境、輾轉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也被史達林派去的克格勃用斧子殘忍地砍死。與此同時，為了配合聯共的這個瘋狂運動，當時在莫斯科分任中共駐共產國際正、副代表的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回國）先後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巴黎的《救國時報》、延安的《解放》和武漢的《群眾》及《新華日報》上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此說當時就引起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也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麵調解，再加上抗日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雖未鬧上法庭，卻一直未了。於是，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時，有一條注釋，還完全重複30年代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5]
1930年代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時，人們以為毛澤東對此是不同意的，現在看來，當時的確是不同意的，但後來發生了轉變。因為，在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從莫斯科回國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6]，其中被呼籲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表「時評」，對陳獨秀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7]但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解決了王明企圖奪權的問題後，毛澤東不敢得罪史達林，繼承了王明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衣缽。
1979年、1980年，學術界在首先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上正名的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筆者也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8]，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重視。1984年中宣部的13號文件《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終於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實際上為陳獨秀的「漢奸」罪進行了平反。
三 「鄧小平理論」等於是對「陳獨秀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徹底平反
從1928年11月蔡和森發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9]起，中共領導人及幾乎所有大陸學者，都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起因是1923年陳獨秀發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因為，陳獨秀在文章中明確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蔡為適應史達林和中共醜化陳獨秀的需要，就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此，大陸學者都不再認真去讀陳獨秀文章的本意，而是因循訛傳蔡和森的觀點，故意不提陳獨秀文章中緊接著還有另一句話：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幹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即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十月革命。改革開放後，首先是大慶師專的賈立臣先生在主編《中國現代史》時，否定了關於陳獨秀1923年的兩篇文章的論述是所謂「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觀點，認為陳「對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已做出了科學的預見，較之認定隻有一種前途的觀點是很大的進步」；「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革命前途的預見，對推動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貢獻」。[10]隨後，日本學者江田憲治更明確地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11]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著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並以陳文中所述的俄國1917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為佐證，強調從來沒有人說領導這個過渡的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
二 13號文件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1935年12月1日，當時在蘇聯人民中威望比史達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被刺殺。此案由於兇手和偵查兇手的人員很快被消滅，至今還是個謎。但是，史達林迅速抓住時機，對過去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意見者，進行了大審判、大清洗。從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國外的托洛茨基，在國內的，經過逼供信後，全部槍斃；原先已被驅逐出境、輾轉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也被史達林派去的克格勃用斧子殘忍地砍死。與此同時，為了配合聯共的這個瘋狂運動，當時在莫斯科分任中共駐共產國際正、副代表的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回國）先後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巴黎的《救國時報》、延安的《解放》和武漢的《群眾》及《新華日報》上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此說當時就引起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也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麵調解，再加上抗日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雖未鬧上法庭，卻一直未了。於是，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時，有一條注釋，還完全重複30年代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5]
1930年代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時，人們以為毛澤東對此是不同意的，現在看來，當時的確是不同意的，但後來發生了轉變。因為，在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從莫斯科回國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6]，其中被呼籲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表「時評」，對陳獨秀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7]但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解決了王明企圖奪權的問題後，毛澤東不敢得罪史達林，繼承了王明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衣缽。
1979年、1980年，學術界在首先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上正名的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筆者也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8]，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重視。1984年中宣部的13號文件《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終於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實際上為陳獨秀的「漢奸」罪進行了平反。
三 「鄧小平理論」等於是對「陳獨秀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徹底平反
從1928年11月蔡和森發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9]起，中共領導人及幾乎所有大陸學者，都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起因是1923年陳獨秀發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因為，陳獨秀在文章中明確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蔡為適應史達林和中共醜化陳獨秀的需要，就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此，大陸學者都不再認真去讀陳獨秀文章的本意，而是因循訛傳蔡和森的觀點，故意不提陳獨秀文章中緊接著還有另一句話：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幹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即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十月革命。改革開放後，首先是大慶師專的賈立臣先生在主編《中國現代史》時，否定了關於陳獨秀1923年的兩篇文章的論述是所謂「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觀點，認為陳「對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已做出了科學的預見，較之認定隻有一種前途的觀點是很大的進步」；「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革命前途的預見，對推動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貢獻」。[10]隨後，日本學者江田憲治更明確地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11]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著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並以陳文中所述的俄國1917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為佐證，強調從來沒有人說領導這個過渡的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